我想赵紫阳先生和胡锦涛先生将同时以矛盾的心情看待这一事件。他们不能很清楚地表 达对这一情势的感受。不过我相信赵紫阳先生会很高兴地听到李锐、胡绩伟等“老同志 ”的呼吁，体制内的牵挂充满更大的风险，这不仅使赵感动；也使他觉得心安－－仍然 看不出赵打算把自己的问题变成“敌我矛盾”这种“突破”。－－这种“体制内心态” 使纪念活动变得复杂起来，这这种情势可以称为“赵紫阳现象”。
“赵紫阳现象”对于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和赵紫阳本人，都是一个未尽事宜。无论如 何，不能说赵紫阳先生是一位政治自由主义者，这一评价显然太“超前”了。这样一来 ，“海外民运”谈论的“赵紫阳”就可能是另外一个赵紫阳，一个与“自由”和“民运 ”都存在相当距离的前中共领导人。但是人们可以通过“理解”的方式迁就自己的评价 ，这种妥协在一定意义上也展示出中国自由主义事业“领袖缺位”那种民族性尴尬。我承认赵紫阳可能在思想上比胡耀邦更接近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市场主义，但没有证据表 明，赵紫阳在“组织上”也走得那么远。赵紫阳的“政治自由主义”最高的境界是“不合作”与“不认错”。我们可以通过比照中国党史来对这种出类拔萃表达敬意，但通过查询“自由主义”的家谱以及苏联东欧的当代历史，我们不得不对赵紫阳先生的“保守 ”表达某种政治遗憾。
赵紫阳先生显然缺乏这种问题意识。我不知道这种平静在多大程度上源于政治不得已和政治经验，在多大程度上源于自己对89年政治表现的道德满足。据我所知，赵紫阳先生 15年来对自己在胡耀邦问题上的角色的关心似乎超过了在政治上发言的兴趣。90年代初 吴江曾在香港媒体上撰文披露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赵紫阳 先生对这一说法显然感到不安。赵紫阳为此找过一些老朋友谈话，他显然希望在有生之 年澄清这一“未尽事宜”。我能理解一位老人这种心情，我也愿意相信起“关键作用” 的当然不可能是赵紫阳先生，这当然是邓小平等元老的“功劳”。但是，赵紫阳对这一 问题的关心也表明他实际上承认了自己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不过我在这里想说明的不是胡赵之间的分歧，而是想说明，在赵紫阳晚年的日程表上， 自己在中国政治上的作为远远没有胡赵之间的恩怨更重要。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 我们通过这种现象能看出赵紫阳先生所具有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显 然觉得自己在政治上良心是平安的，六四事件是他政治的最高点，也因此应该是终点。 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在道德上唯一需要澄清的就是胡的问题－－这几乎是赵紫阳先生 唯一的“未尽事宜”。赵紫阳先生也许应该高兴地看到，1999年以后，胡赵之间的摩擦已经冰释，至少我了解到的信息是这样。
继续发言应该是赵紫阳真正的“未尽事宜”，我不认为这在技术上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也不认为赵紫阳的处境比当年赫鲁晓夫的处境更险恶。在莫名其妙地屈从江丑政治的十五年耻辱中，赵紫阳先生一直和我们站在一起。无论是无能为力，还是道德自制，赵紫阳先生从1989年到今天，并没有在政治上向前走半步。我无意鼓动一位80多岁的老人去 冒政治风险，但我有意提醒自由主义者注意：赵紫阳先生显然不是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旗帜，他自己无意担当这种角色，他的15年“独居”也说明他事实上也不是这种角色。 他仅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前中共领导人，一位因良心事件而遭遇不公正待遇的老人。
但是从历史的高度人们可以对“赵紫阳现象”表达某种遗憾。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一天 天打发掉位老人越来越少的时光；与此同时，我们应该从这种生命悲剧中看见中国政治 的非人性及其残酷，并因此看见中国政治的道德高度以及心灵对这种政治落后的习以为 常。出国前一些老先生多次谈起：“能不能抗拒辞职”。这成为我们深思的一个重要话 题。赵紫阳对自己的“未尽事宜”显然采取了“事事已尽”的心态。他觉得自己“该做的都做了”。海外自由派舆论则认为：赵“已尽事宜”足以使他成为中国的民主领袖。 这两种缺憾恰恰是中国政治的一种综合状态。
赵紫阳的未尽事宜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局限。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