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这种状况的惟一机会是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和中央要求北京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硬指标。
上世纪90年代，东西德统一。原来的联邦德国首都波恩被废。柏林大兴土木，并最终恢复了首都的历史地位。这是一次世界注目的迁都。
今年韩国政府决定实施行政首都搬迁计划。该国准备花3.4亿韩元，从现在的汉城搬出50万人。总理卢武铉说这不是迁都，而应叫迁移行政首都。但韩国朝野内外仍认作为迁都。汉城作了半个世纪的首都，全国半数以上的人口和七成左右的经济实力都在这里。如今说搬就搬，其中必有深刻原因。原因虽说深刻，说来却也简单，这就是因为汉城已经患上了过于肥大的现代城市病：污染严重、交通拥堵……加上韩国政府考虑到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化平衡以及国防安全等，就导致了这项巨大的迁都行动。
有趣的是，在是否需要迁都的大辩论中，韩国人竟然把北京牵连了进去：有关部门为了说服汉城公众，专门制作了一批宣传画。画中提到了北京和纽约。北京的画面中有一辆“愉快的三轮车”。于是，敏感自尊的韩国人大怒，纷纷指责道：难道汉城不如北京吗?为什么要自己侮辱自己?有关部门解释说：我们并未想羞辱汉城，但人家北京比汉城好坏与否，则有目共睹。
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更多的还是为今天的北京感到担忧。担忧什么?担忧它还能不能保住自己的首都之地位。因为北京正在像汉城一样患上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而一个患重病的人是难以承载重负的，况且又是一副象征国家、象征民族的重担呢?
北京是首都，但中国人今天把它称为“首堵”。我们从北京的城市规划、功能结构上来看看这个“首堵”是怎么造傻陌?打开北京地图可以一目了然：这里的格局基本是一个大十字。南北贯通的一线称之“龙脉”。东西则是长安街以及它的延长线。长安街是北京乃至中国的象征，它曾经是新的共和国为之自豪的“神州第一街”。今天它却集中了疲惫和怨言。这里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事故频发、出行不便，于是，它又成了中国现代城市病的象征。那么它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副模样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是功能太多。在当今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一条如它这样的具有极多功能的街道：经济、政治、外交、典仪、科教、军事、党团、政法、交通、商业、通信、文化、艺术、娱乐、旅游、餐饮、传媒等等。这些功能的同时同地的存在和同时同地的释放，使长安街成了一条五光十色又光怪陆离的大道。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多功能性和它的不安全性也是并存的。它在特殊情况(如战争灾害的袭击)下极可能的瘫痪，也势必造成全城甚至全国各系统的同时瘫痪与中断。
第二个原因就是设计混乱与规划无度。长安街功能过多的始作俑者是历届懂行与不懂行的规划者与设计者。而它的规划与设计又与全北京的规划与设计紧密关联。造成长安街今天这种失控状态的是北京的两次总体规划的失误。一次是建国初期、上世纪五十年代没有把老城的保护与新城的修建“分灶吃饭”。形成了现在这种旧中有新，新旧交错。旧城文化难以保存，新区零乱不堪且功能不全，人为造成了巨大而尖锐的矛盾。第二次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提出了“打通两厢、缓解中央(指城市中心区和以长安街为主的中心交通干线)”的设想。按照这一设想，首都环线公路像摊饼一样环环铺开。而事实上，打通两厢的结果是紧张了“中央”，环线越多越畅通，涌入城市中心的车辆就越多。其后果是拥堵越来越严重，尾汽排放越来越大，空气污染已危害人的正常工作与生活。难怪前总理朱镕基先生竟在一次大会上呼吁“快治理治理空气吧，让我们这些老头子再多活几年!”是的，污染是平等的。无论是住在酒店的贵人还是坐在办公室的达官，都与四合院的百姓呼吸着同样污浊的空气。
经过这样两次错误而重大的决策，北京市的城市结构与功能的不合理性就日益突出与尖锐起来。加上中国特殊的官制以及市属官员们的自我收敛，在一片“京官难当”的哀叹中，这种结构性不合理就被长期拖延下来。今天，改变这种状况的惟一机会是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和中央要求北京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硬指标。奥运会是对中国特别是对北京城市结构功能的大检验大考验，率先实现现代化更是一次对陈旧的城市设计思想与理念的总冲击总破除。抓住这两个机会，大刀阔斧地对北京三大主要功能：国家行政、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进行总体的城市区域调整，才有可能使这座古老的都城再现风采，也才有可能在协调、和谐、有序、健康的发展中保住自己的首都地位。
遗憾的是，当全国公众特别是北京老百姓都盼望着这次空间布局大调整早日到来的时候，有消息说，长安街仅剩的一些建筑空间，已经有十分之九又要被“添满”了。占去这些地盘的有公共文化设施，如博物馆、美术馆等，也有国家行政机关的庞然大物。依旧是结构混杂，依旧是功能叠加。当长安街终因不堪重负而陷入不可挽回的绝境时，北京的热岛效应达到灾难性程度时，中国是否也会像韩国那样，被迫迁都呢?
中国财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