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他从三方面总结了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认为据此在考古、上古史、边疆史地、文艺评论等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然而，除了其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外，王国维的自杀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70年来，对于其自杀的原因，聚讼纷纭，已成学界公案。
据王国维的学生柏生的回忆，在自杀前一天，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因为考试结束，行将放假而公宴诸导师，席间王国维先生还兴致很高地与他们谈论有关蒙古的杂事，当天晚上，他还与谢国桢去王家问阴阳五行的起源等问题。自杀的那天上午，王国维先生还到学校，让校工去他家取成绩稿本，并与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谈论下学期的招生事宜，时间甚久，后又向侯借大洋两元，因侯当时没现洋，故借给他五元钞票，王国维随即雇车去颐和园，据园丁回忆，王进园后，先在石舫前木坐许久，后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跳湖。从跳湖到得救，其间不到两分钟，甚至连里衣都没湿，但已无呼吸，一代学者杳若黄鹤西去。（可参见《记王静安先生自沉始末》，《国学学报·王静安先生专号》）
王国维的自杀，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方面，已被冯玉祥赶到天津的逊帝溥仪下诏封王国维为忠悫公；而海内外学术界也纷纷举行纪念活动，仅出版的纪念专号就有四辑，与前一年另一位学界巨子俞樾离世时的寥落适成对比。但王国维正当盛年，在学术研究如日中天之时，遽尔自沉，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疑问，至今仍未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王国维自身矛盾的性格的因素，也有分析者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纠缠，因此，回顾各种对于王国维自杀原因的分析，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
〔一〕殉清说
对于王国维的死因，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要数殉清说，其最主要的理由有两条：
其一是辛亥革命后，他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成了所谓“胜朝遗老”，而且至老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1923年，受废帝溥仪征召出任南书房行走（五品），自杀前还托罗振玉将“论政事疏”转交给溥仪，表明心迹。而溥仪正是读了王国维的疏论后，感到“孤忠耿耿，深恻朕怀”就加封论赏的。当时的一些遗老因此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而激进的思想家们则指责王国维保皇，为满清完节。现代学者陈元晖也认为“王国维是保皇派，他终其一生都是尽忠于清朝皇帝的，……对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他不敢设想，最后只能用自杀来结束他的一生。”（《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80年第5期）但是，“论政事疏”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王国维的弟子赵万里认为此遗折乃是罗振玉伪造；且遗书中并无一语涉及清王朝及溥仪。也无关于遗折的交代。后来，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这其实只是罗振玉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不过，也有人认为王国维上遗折之事“当属事信”（参见叶嘉莹《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的转变》注26）。依笔者之见，溥仪之回忆录有一种彻底悔过的倾向，故对于早期活动包括伪满时期的描写显然并不能称为信史，且他也并无确凿证据证明遗折系罗伪造。
其二是遗书。王国维死后，人们从他的衣物中发现他留给其儿子王贞明的遗书，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园茔地。……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早在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时，王国维就有自杀的意图，只是家人严加看护，才未能得逞。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湖南军政府把叶德辉给枪毙了，同时浙江军政府也籍没了章太炎的家产，这使王国维受到巨大的刺激。为了避免再次受辱，按“君辱臣死”的古训，便不如一死了之。很多人对遗书能否成为殉清之理由存在疑问，因为王国维并没有叶德辉在湖南组织筹安会这样的劣迹，也不曾发表过鼓吹复辟的言论，更没有参与复辟的活动，当溥仪决心依靠日本，以天津为基地进行复辟活动时，王国维已到清华研究院当教援去了，按一些人的说法是“食了周粟”了。
王国维仅仅是留了一条辫子、做过清室的官而已，王国维更多的可能是恐惧，深恐自己也遭受屈辱，故而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之绝笔。但遗书中只交待家事及书籍之安排，丝毫没涉及清帝及东躲西避的朝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遗书看作是一种内心的恐惧，而明确的价值指向，或未可知。
〔二〕殉文化信念说
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