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春，伟大领袖一挥巨手，要“烧毁一切旧世界”的“文革”如失去束缚的地狱烈火贪婪地吞噬着中国大地上敢于阻挡它的一切：火光中，承载中国数千年文化精髓的书籍化作片片灰烬；火光中，凝聚中华民族聪明睿智的建筑变为齑粉；火光中，支撑中国脊椎骨的知识精英惨遭剿灭…… 。
火光中，走来了立志 “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对陶斯亮语）的李小江。这个化名极其自然地将母亲的两个姓融在一起，显示了李讷这位北大历史系高才生并非浪得虚名。李小江随“红卫兵”大串联的浪潮在全国各地的文革烈火中闯荡了半年多，回京后被奉旨安排到“文革”中的风口浪尖《解放军报》进一步“锻炼”。
为了“保密”，李讷在军报使用化名“肖力”（小李）。用曾任《解放军报》副社长的姚远方的话来说：解放军报“文革”中最尖锐、最复杂、最突出的乱源是“天上掉下一个毛姑娘”！。
肖力不愧为出身于中国第一革命家庭的“红色公主”，短时间内就在军报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红色风暴！肖力一到军报就发现了李、金、刘、陈四员造反派小将，组成军报实际上的“内阁”。还从部队抽调来三十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形成了解放军报社的造反派骨干。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她组织了“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勇敢战斗，一举把解放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记者处副处长宋琼以及杨子才等人揪了出来，“开创了解放军报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凭着无可比拟的背景，到报社不到两个月，肖力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军报的运动。同时，她担任了军报版面组组长。报纸版面是报纸全部工作的载体，是出版前的最后一道关口。肖力虽不是社长、总编辑，但她掌握了版面权，也就实际上夺取了报社的大权。再后来干脆就担任了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直接执掌了军报编辑出版大权。而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的。人们都知道，《解放军报》在文革中的地位和级别与一个大军区不相上下的。比较起来，被吹成“超天才”的林立果使了吃奶的劲，爬到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位子上还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肖力当得起是“超超天才”！
毛泽东对汉宣帝的“王霸道杂之”统治经验非常欣赏，奉为治世的圭臬。肖力在《解放军报》夺权后就宣告她在报社要实行“王、霸杂用”的方针。作为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肖力当然知道“王霸杂用”的典故，也就是说，她要像汉宣帝一样“霸道”了。在肖力的带领下，军报的造反派先后推翻了军报两届领导班子，制造了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和“赵易亚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案”。
１９６８年，跟随肖力打天下的“革命小将”打着她的旗号，又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阴谋绑架肖力同志的反革命案”，成为解放军报社在“文革”初期最严重的一个案子，在这一案件定案的结论上写着：绑架肖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该案牵涉到许多无辜的干部、群众。后来，迟浩田到《解放军报》任副总编，分管政治工作。在１９７３年“落实政策” 中，他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了解，认定军报的三大事件，包括所谓的“绑架”肖力案，都是假的。但是这三个事件在肖力的操纵下，都是通了天的，迟感到棘手，便把情况向军报主要负责人张志作了汇报。涉及到肖力的事，张志哪敢作主。他又汇报到总政治部田维新那里。田又与李德生商量，想瞒过江青先把无辜的干部解放出来。结果有人立即向上告了黑状，送了一大堆材料给江青。江青还看了这些材料后，在这里批一个“这是一个反革命”，在那里批一个“这是个坏人”，最后要 “德生同志查处”。害的军报的干部又被挂了起来。当时肖力已经离开军报四、五年了，可见肖力的影响能力有多大。
在肖力主管期间，解放军报出现了奇奇怪怪的各种形式主义做法：当某版刊有毛主席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同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保证背面版上的同─地方没有贬意词！是笑话，也是真实。报社专门做了一个报纸透视箱：─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都放在玻璃板上，打开玻璃板下的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这个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儿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成为那个时代愚蠢的见证。
肖力的追随者们还在军报掀起了一个对肖力的个人崇拜的热潮。平安里３号（当时军报驻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张贴出红对联：“向肖力同志学习：向肖力同志致敬：”，随后，还专门开辟一间“肖力丰功伟绩”的展览室。连肖力骑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都作为重要展品展出，以颂扬肖力的艰苦朴素作风。仿佛在这一方面肖力也把林立果的“小舰队”比了下去。
完成了对军报的改造，踌躇满志的“红色公主”又开始了另一次飞跃。这次是直接登堂入室中央领导文革的头脑机关－－就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
１９６６年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中规定，要“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革小组，本质上是夺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
尽管陈伯达名列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并无实权，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江青依仗“第─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经常“假传圣旨”（有些时候也确是“密诏”），陈伯达不得不让她三分。文革小组开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如果江青还没有来，陈伯达就得和别人等着。开会时，如果陈伯达和她有分歧，江青就叫“暂停”，拉着陈伯达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呆在会议室里等着。直等陈伯达被“打通”了回来，会议才能继续进行。江青实际上是文革小组的“无冕女皇”。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更是从法统上明确了江青的地位。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中央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上，毛泽东为进一步提升江青的地位，打破过去一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家署名的惯例，特批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此后同类电报、文件即由四家署名。２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正式说道：“现在是文革小组代表了书记处”完成了江青掌握文革大权的全面部署。
江青眼里是只有毛泽东一人，其他人等统统属于靠不住的可疑对象。仅中央文革办事组负责人位置上就被她先后“干掉”了６人。先是穆欣被撤掉，后投入大牢呆了８年。接任的宋琼不久就被被肖力划入解放军报社“胡痴反党小集团”。此后，办事组由王广宇、矫玉山负责。６７年９月１日，王广宇又被江青强令回马列研究院接受批斗，改由原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和矫玉山分任正副组长。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３日，矫玉山又被江青诬为“特务”，下令逮捕。阎长贵也没逃脱“华盖运”，后来同矫玉山、王广宇先后进入天字一号监狱秦城大牢。办事组担任总支部书记的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来自解放军沈阳部队）、周占凯（来自解放军济南空军部队）、担任江青警卫的孙立志，也前后被江青送进了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