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个时候，相同的软禁使我和赵紫阳先生有了比较直接的联系。以往多年，他对我只是一个概念，承载着一段宏观的历史。我对他的改革之道并非全然认同，对他拒绝镇压民众也看作是当权者的起码道德。我对紫阳先生的敬佩是随时间产生的，一时的选择可能出自各种因素的组合，然而经受十几年迫害坚持不悔就成了伟大。
不能出门，我每天只有通过网络关注赵的身后之事。看到去过赵家吊唁的人写赵书架上有我的《黄祸》和《自由人心路》，使我产生了与他神交之感。三年前，赵监禁期间惟一能保持往来的宗老曾约我见过一面，告知赵看了我的《底层毛泽东与经济文革》，并有相当认同。那时我和宗老约定，“松一点”的时候去拜访紫阳先生。然而“松一点”的时刻一直没来，与紫阳先生再没有此世见面的机会。
宗老当时曾问，赵还能做些什么？事后我常回想这个问题。其实何止是赵，我们很多人都面临同样问题。即使我们没有十六年如一日地被警察看管，却是生活在一个形同监禁的国度。
有人责备赵做得不够，有人认为即使他在监禁中也可以做得更多。或许那些看法各有道理。赵发出的声音会比其他声音传得更远。然而即使他能发出声音，也顶多是声音而已。以赵的经验和智慧，对此比任何人都清楚。人想说话是因为抱有希望，如果终归只能对牛弹琴，又何必枉费口舌？
我相信赵在十六年的漫长岁月所做的就是等待。我无法知道他等待的具体内容。以他的位置，最可能是在等待中共党内发生变化－－等邓小平寿终，等李鹏下台，等江泽民退位，等一个“××新政”……然而邓小平死了，李鹏下了，江泽民退了，“新政”变成时髦之词，他所希望的变化却始终没有等到。无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一轮一轮地等待，从希望到失望往复循环，真好比在放大的舞台上重演“等待戈多”的荒诞剧。
但除了“等待戈多”，我相信赵还在自觉不自觉地等待一个更大的结局。那结局或许不是他所希望，却是站上了他的高度不可能不正视的－－一个只有用镇压和贿赂维系的政权，注定将会垮台；一个只有党棍而无伟人的政党，注定逃不脱灭亡。这结局，赵先生同样没有等到，不过免于目睹他为之奉献终生的党国灰飞烟灭，也许对他不是坏事。
今天，我也在等待，既在等待“戈多”，也在等待那个大结局。我不能预测最战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