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的知识分子，令我尊敬，但事实上，我与他们观点的差距，却是如此地遥远。
我仔细审视了一下我的观点，它实际上很平淡无奇，只是对人基本的尊重、对生命基本的珍视、对自然基本的爱。只要是一个自然人，都会有这种正常的反应。为什么这种自然人的正常反应，对中国人，却是如此地困难呢？
以我个人为例，我是在台湾受国民党教育长大的，从小到大，我认真地学习，但是我活得十分痛苦与无奈，我必须用一切的力量，抗拒国民党的毒化与非人教育。在这种专制的环境下，要做一个自然人，何其容易？
当我到达美国之后，我发现中国大陆的人，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也与我一样，要努力抗拒共产党的毒化与非人教育。台湾的国民党，实施的是白色恐怖教育；中国的共产党，实施的是红色的恐怖教育，两者都是专制教育，两者都在扭曲人性、剥夺人权与毒害人的思想。
我很难想象，一个人生活在专制的环境里，如何能够找到足够的力量，来抗拒专制文化的毒害？除非能够亲身生活在自由地区，或者能够经常得到自由地区的信息，否则很难用在专制环境下，所学习的理念与思想，来抵抗专制思想的毒害。这就是中国人，普遍思想的危机！也是中国人，普遍人性堕落与道德腐败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的专制文化，对人性的扭曲，已经到达无法无天的地步了，所有的中国人，很难摆脱专制暴力的恐惧，也很难摆脱专制谎言的洗脑。这两种专制的力量，使中国人的思想，不能够健康发展，也使中国人，成为非人的民族。
一、支持公理，不等于反反公理
在逻辑上，有所谓负负得正的概念，即负负A等于正A。但是人类现实生活当中，这个逻辑的概念，未必能成立。
支持公理，与反反公理，在真实世界的逻辑里，并不相等。反反公理，是支持公理的必要条件，但是却不是充分必要的条件。
由于逻辑上能够成立的概念，在真实世界的逻辑上，未必能够成立，它造成了思维与真实生活逻辑，必然性的悖反关系。这种逻辑的悖反关系，就是中国人在专制文明之下，自我异化与非人化、苦难与悲惨命运，不断延续的原因。
中国人这种逻辑思维，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京剧的表现艺术。舞台上，所有的角色，只要一出场，便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好人与坏人，全画在脸上了。
例如，京剧里，有所谓黑脸、白脸与红脸，这些不同的脸谱，代表不同性格的人，也代表了中国人，对他们主观正邪的判分。在京剧之中，好人与坏人，犹如白色与黑色，非常容易区分，不像西方的歌剧，很难区分好人与坏人。
中国的京剧，无法产生，类似西方浮士德的剧目。中国人不善于处理人性内在心灵冲突的情节，例如，浮士德剧中，那种人类灵魂与肉体的冲突、人类欲望与理性的矛盾、人类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等，都不是传统中国文化探讨的主题。这种缺乏对人性内在心灵冲突的思考，导致了中国人简单的逻辑习惯，这种简单的逻辑习惯，很容易受统治者的蛊惑，成为专制政权下的愚民，也很容易导致人民，对国家命运错误的抉择。
传统的中国人认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坏人，就是好人。这种思考方式，十分错误，因为所谓的好人，有时也会犯错，而且所犯的错误，并不比坏人小；所谓的坏人，有时也会做好事，而且所做的好事，未必比好人少。
为什么传统的中国人，会有这种两极化的思考模式？因为这是专制文明的危害，只要中国人不摆脱专制文化，这种两元的思考模式，就无法彻底根绝。
所谓的“不是好人，就是坏人”，这种思考模式，类似于“反对非公理者，就是支持公理”。这种反反公理的思想，未必符合公理，这其中有很大的差别，绝不可以轻易混为一谈。
例如，中国人常说，“只要是敌人支持的，就要反对，只要是敌人反对的，就应该支持！”，这种思维逻辑，十分危险，因为不论是所谓的敌人支持或反对者，必须先审视，是否符合公理与正义，才能决定支持或反对者，否则就是一种盲目的行为。
换言之，只要是符合公理与正义的事情，不论有没有人反对或支持，都应该去做；只要是不符合公理与正义的事情，不论有没有人反对或支持，都不应该去做。如此才能充分体现，自我主体与公理、正义的合理关系。
二、目的与手段的正义性
公理与反反公理的思维，在中国社会里，造成了人文的危机，这种危机，就是目的与手段的混淆。这种混淆，使许多伟大的目的，沦落成为邪恶手段的工具，换言之，中国人经常在不经意之中，用邪恶的手段，异化了正义的目的，这就是中国20世纪，无法摆脱邪恶专制的原因。
如果目的是正义的，而手段是不正义的，其结果将难以符合正义。同理可证，如果不是用民主的手段，来争取民主，那么就无法达成实现民主的目的。
中国人经常将目的与手段，混为一谈，例如，许多中国人认为，只要目的是对的，那么手段便无所谓了，只要达成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这种错误的思维，危害了中国20世纪的革命，使中国无法顺利实现民主宪政。
例如，周恩来曾说过，为了革命，黾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