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核心是解决效率问题，社会学的核心是要解决公平问题。经济学强调提高效率，但效率提高的同时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这样社会学就来解决这些问题，核心是要实现社会公平。公平本身也与效率有关。社会资源分配如果太不公平，就会影响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至今，从社会集团利益角度来看，原来的社会分层结构全都变了。时代我们讲“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 " 这些基本社会群体，如果今天还用这个群体结构的框架去分析，肯定有很大问题，因为现在每个群体都大大分化了。比如农民这个群体，里面也有很多百万富翁，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近来分化也很厉害。所以笔者试着从改革以来利益结构变迁的角度，把社会群体分成这样 4 个利益集团 :
第一个集团 : 特殊获利者集团
这个集团在改革 20 年中是获利最大的，比如民营企业家、老板、经理、各种工程的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层等等。
改革早期的那些“万元户 " 现在已经从这个集团退出去了，现在这个集团里主要是大企业主、外资企业的雇员，都是些获利很大的人，收入水平相当高。
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这个集团的心态还算稳定，但是现在这个集团感到了制度环境对他们的威胁，离散倾向很重，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个集团在这场体制变迁中获利最大，本应在改革中动力最强，但是他们现在对改革存有很大疑虑，不少人手里都有外国护照，一旦有什么问题，他们马上就出去。
当然这也与产权明晰有关，产权不明晰时，他可能还感到有自己的利益和动力在里面，一旦明晰了，倘若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离散倾向就更严重。
这个利益集团也包括国企的老总们。表面看，国企老总的收入相对是低的。为此老总们的抱怨很多，褚时健的例子比较典型，这个集团本来对改革的贡献很大，但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回报。所以这个集团一方面获得了很大利益。另一方面也对现状不满。
第二个集团 : 普通获益者集团
过去的研究证明，这个集团非常大，它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有一般干部、一般工人、农民、职工等。笔者在 1996 年做过一个问卷调查，让被调查者比较从 1986 年到 1996 年的生活水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结果城市居民中 83.6 ％的人填答“上升很多 " 和“上升一些 " ，农村居民中 88.7 ％的人填答“上升很多”和“上升一些”，填答“下降 " 和“较大下降”的比例很低。与此同时，在东欧做同样的调查，所得数据却完全相反。可见那时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普通获益者集团。
1995 、 1996 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通获益者集团的利益开始受损，收入增长开始停滞，很大一部分人开始从此集团退出去。本人 1994 年的调查还能证明，绝大部分国企职工还是属于普通获益者集团的，但是 1995 、 1996 年以后的调查却证明，很大一批国企职工开始从这个集团中分离出去，进入了下面的一个集团 : “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运行出现危机，经营不景气愈来愈严重，突出的表现就是出现了大批失业下岗职工。
随着失业下岗问题的严重，普通获益者集团中一个大的群体落入下面第三个集团，其表现之一是在流行语言中，“职工层”“工薪层”成了低收入层的代名词。此种变化也是影响今天市场销售、造成市场不景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80 年代中期以前，社会的最主要消费群体是城镇的职工阶层。职工阶层是当时票证制度的主要获益者，他们从城镇或单位获得各种票证，手持票证到市场上积极地购买各种消费品，特别是大件耐用消费品。而今天，这个集团由于经济地位的衰落已经不能积极地消费了，这是很值得忧虑的。
普通获益者集团应该说是有消费能力的，但他们就是不消费，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前途的忧虑。 1995 、 1996 年以后，相对而言，他们的收入明显下降，又加上医疗、住房、养老、教育收费等项制度的改革，他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基本上是三位、四位数字，而将来的每项改革都需要五到六位数的支出，所以他们不再敢消费了。笔者过去的研究将职工层称为中国社会的“类中产集团”，就是说它处在类似于中间阶级的位置上，这个集团的生活水平如果得不到保障的话，整个经济就很难搞上去。
第三个集团 : 利益相对受损集团
1995 年以前，这个集团的数量不是很大， 1995 年以后由于大量失业下岗职工进入，这个集团的数量就比较大了。
1998 年笔者调查过下岗职工问题，数据证明，城镇登记的失业人数仅占实际失业、下岗总数的 1/3 。目前，国家公布城镇登记失业率是 3.3 ％。如果以登记失业率乘以 3 ，实际失业率就超过 10 ％了。最近一些单位为了压低下岗人数，又将一些人改称“离岗”，这样报上来的失业下岗人数又被大大压低了。所以对这个集团的人数不可低估。
而且，这个集团的利益受损是比较长期性的。目前的一些调研表明，很多人的失业是长期性的。笔者 1998 年对下岗失业人员的调查证明，有 66 ％的被调查者是 6 个月以上的失业，严重的还有 3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失业。
最近，笔者在《我国中等阶层的代际更替》一文中写过，这个利益受损集团不是由各个年龄段的人员组成的，它主要是由 45 岁以上年龄的人组成的，而这个年龄的人下岗以后就很难再找到工作了，所以这个集团利益受损的时间可能是比较长期的。
但是，在中国的“孝道”文化下，一个特殊年龄段群体的衰落，也可能并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的威胁。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差异，可以在家庭内部实现经济互补。换句话说，父母这一代失业了，但孩子起来了。
80 年代是父母给孩子钱，现在倒过来了，是孩子给父母钱。据调查，中国大城市中，现在是 20 － 35 岁的人收入高 ,45 岁以上的人收入低。过去我国是年功制 ,20 岁刚参加工作时收入低，在单位干的时间越长，收入越高，所以那时老人收入高。在市场经济国家里，中年人收入高，老年人收入低。但在中国目前的场景下 ,20 － 35 岁收入高 ,45 岁左右收入反而低。
所以，在目前的经济格局下， 45 岁以上的国企职工的利益受到了较大的损伤。但既然是一代同龄群体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代年轻人，中老年人在家庭内部可以得到补偿，所以它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可能不会太严重。
第四个集团 : 社会底层集团
1949 年以后，中国就打破阶级了。从 1949 年－ 1979 年，中国并没有底层社会。那时大家生活水平都不高，但也没有明显的“贫民窟 " 之类的现象。现在倒出现了“富人区”、“穷人区”。
底层社会中的某些人带有社会仇恨情绪。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启发作用，所有的人都懂得基本的政治道理。这种反社会倾向和社会暴力倾向对改革威胁很大，已成为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例如严重的暴力犯罪现象层出不穷，对社会损害很大，这是比较可怕的。
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是，该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底层社会的状况。根据全国总工会近年对失业工人的调查发现，只有 1.7 ％的失业工人领到了民政部的救济 ,25 ％－ 35 ％的人拿到了单位的救济，余下的人就哪儿的救济也没有了。更何况，笔者 1998 年的调查发现，拿到社会保障金的人不是生活最困难的人，生活最困难的人并没有拿到社会保障金。而且，目前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只是针对城市居民而言。而底层社会不光是城市居民，还有很大部分是从农村到鞘欣吹牧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