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西北大学等五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以及几家杂志的顾问编辑。
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茅于轼的作品《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出版一年之后，去年7月被当局列入禁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去年11月发出文件，把北大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茅于轼、年轻作家余杰、王怡和维权人士姚立法六人列入黑名单，禁止媒体报道他们的消息和转载他们的文章。
记者：茅先生，您好，赵紫阳的事情，海内外非常关注，我们大纪元做了一系列专访。不知您是否可以谈谈您的想法呢？
茅于轼先生：赵紫阳这件事情是很特殊的事，因为他是“六四”下台的，所以这件事就关系到对“六四”的评价问题。这个事在国内、国外都是非常关心的，但是在国内这件事是不准讲的。你是赞成“六四”开枪也好，你是反对“六四”开枪也好，你是不能讲这件事的。在中国，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一个社会有一些重大的问题不能公开讨论，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很不健全的社会。这种不健全性有很高的代价，在许许多多方面，正义不能得到伸张。
在我看来，赵紫阳去世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哪怕共产党现在的领导人，他们也不会说开枪打死大学生是对的，他们自己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过去是这么过来的，因此要重新来个说法，确实有困难。事实上有各种力量的较量。但是在我看来，他们比较聪明的做法，就是不提赵紫阳是否有错误，不要提它。但是这个政权在这个地方就不够聪明，还要加一句话说他犯有严重错误。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没有利用上。
而且它言下之意等于说现任领导人是赞成这个做法的。这就是丢掉了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这件事情总要下台阶的，找机会下嘛。我觉得现政权在这些方面没有很好的想通。
记者：现任领导人存在什么困难？
茅于轼先生：我猜想现在国内社会矛盾很多，也就是说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任何一个火星就可能变成一个导火索，变成一个很大的事情。他们表示跟过去有所不同的看法，主要的担心还是怕国内政治上的不稳定，因为国内社会矛盾挺多的。
记者：很多人也说其实这样更引起老百姓的不满，成为一个隐患，加重了不稳定的因素。
茅于轼先生：我猜想共产党领导人希望这个事情慢慢拖下去，但是我觉得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一个社会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事情，不能公开讨论，对这个社会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所以在各个方面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可能你看不见这个代价，其实这个代价是存在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很自由、很开放，各种意见能够得到表达，政治上不会出现大的错误，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在如果有一些东西不能谈，政策上就可能出大错误，这就是很危险的。毛泽东的时候为什么饿死人呢？那就是不能说真话嘛。大家明明知道不对头，但是谁都不敢说，那最后就闹出大事来了。我觉得问题在这儿。
记者：看现在这个形势，实现自由民主、开放式的讨论，可能性大吗？
茅于轼先生：我看迟早要走这条路。这不是某个人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这是全世界的大势所趋。
记者：您觉得为什么赵紫阳先生的事情这么受关注？
茅于轼先生：国外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国内有一定的变化。这次共产党采取了很多措施，紧急部署了很多警察，这个说明有一定的影响。
记者：您觉得赵紫阳先生为什么这么受人敬重？
茅于轼先生：他是有民主思想的人，这在共产党领导中间是很突出的。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觉得他是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虽然跟大多数人的意见不同，但是他能够有自己的信仰，很不简单的人。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