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新书评论会会场。
2月12日下午，博大书局和袁红冰在纽约的校友、朋友们在纽约中国城美东联成公所联合举办《自由在落日中》和《文殇》二书评论会。会议由原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学生会主席、纽约执业律师李进进主持，多位来宾从社会、历史、审美和哲理角度对上述作品进行了评论。袁红冰先生本人也通过越洋电话旁听了评论会，并就作品中的有关问题和现场读者作了交流。
会上首先发言的著名民运人士王军涛，他以北大校友身份评论袁红冰的作品。他说，读者应从这几个场景去理解《自由在落日中》，即作者身处共产党暴政之下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呼唤，个体生命对世界的极至看法和芸芸众生所处境界的冲突等等。透过诗一般的语言，该书让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专制制度下人的个人命运应该是怎样的？我们中有多少人会做到象书中讴歌的英雄们那样，不管已有多少人在追随邪恶还能再挺身而出？王军涛认为，这部作品最大的成功是激发人去探寻答案，并给人提供这样的动力。
袁红冰新书展示英雄人格
在大纪元时报发表《自由在落日中》书评的工程师徐天麟先生以个人亲历见证书中所述的史实。他回忆中共清理子虚乌有的“内人党事件”时，某单位103人中就有 98人被牵连。这些人被揭发出来就是靠酷刑，包括书中提到的把人的拇指绑在杆子上并用火烤直至内脏爆裂的做法。徐先生个人非常赞同袁红冰《文殇》中的观点：中国之殇在于文人的堕落；大部份知识分子由麻木到堕落，最后被专制政府收买。国人缺乏袁先生作品中所颂扬的英雄人格，以至于长期被共产专制统治。徐先生认为，袁红冰这两部作品是关心中国问题和人文精神人士的必读之作。
原新疆社科院研究员，蒙族学者巴特发言说，他很感谢袁红冰用文学作品把蒙古人在共产专制下的苦难揭示于世。法西斯用毒气室杀人，而中共则用折磨人的方式杀人；整个“内人党事件”就是这样牵连了上百万内蒙人，其中十万人被杀，这都源于毛的一句话“要把蒙古人整一整”。巴特表示，如何解决民族矛盾是个重要课题，而中共所谓的自治区是利用蒙奸、维奸、藏奸在民族地区维持其专制统治的骗局，事实上已使民族冲突不断加剧。
蒙族学生因巴特表示，他很幸运能在自由世界了解到自己民族的历史真相，并且非常钦佩作者推崇英雄，追求精神完美的人格境界。
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曾赴澳洲直接参与帮助袁红冰投奔自由，袁红冰极其直率地表示对中共政权的唾弃给他深刻印象。他认为袁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彻底冲破共产党精神罗网的代表，是他们中的异数。倪育贤指出，数十年的党文化洗脑使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畏惧中共，怕专制体制，怕揭露专制制度的精神包袱，造成他们对社会正义的麻木不仁，甚至成为专制政权的帮凶、帮闲。袁红冰的作品对中国人摆脱中共思想束缚的精神解放会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这在今后将渐渐看到。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在会上专门讨论了袁红冰作品中推崇的英雄人格主义。英雄人格是使人超越动物“趋利避害”本能以求得光荣的精神动力，可成大善，也可成大恶，而把这种精神和人类同情心和道德标准结合起来是更值得钦佩的。这种人格特质可在那些因反抗专制政权而被关入监狱的自由斗士身上看到。这些失去自由的人之所以被称为“自由斗士”是他们的个性、人格、意志能达到充份的实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没有在特定时刻能挺身而出的英雄；尽管他们可能是不愿适应社会中芸芸众生平常生活的少数，但正是这些人在改变着历史。
“公民议政”唐柏桥先生认为英雄主义和自由民主并不冲突。他对袁红冰舍弃个人名利而成就大业之举表示钦佩。他同时指出，袁红冰书中对中国国民性中缺点的描写是符合事实的，但心态、角度应作调整，这样才能深入于自由民主事业。
新唐人电视台的方燕女士是袁红冰投奔自由后采访他的第一位媒体记者。她说，从袁先生身上看到一种似曾相识的东西，就是自由的北大精神。她非常痛心北大正在物欲化，变得非常媚俗，希望在北大的故人还能记得起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通过越洋电话，袁红冰先生本人向与会读者诠释他作品中英雄人格主义哲学。他表示，完成作品出版后，他感到的不是幸福而是苍凉，但再来一生的话他还会这样做。对于人生之梦想，他认为与其做俗人之梦，不如做个高尚者，英雄之梦，把生命作为祭品献给自由理念。
关于《自由在落日中》这一书名，袁红冰这样解释：内蒙古高原最美的就是落日。蒙古民族精神在共产党专制下变得消亡，但他们这种沉降的命运仍然美得出奇，象那里的落日一样。
评论会上还播放了《自由在落日中》第一章展隍7d线索中《嘎达梅林之歌》的多种版本。这首荡气回肠的雄浑旋律让读者在片刻间已融入书中的故事，感受到作品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