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问题，何清涟很悲观。她相信中共要掌握权力，需要把公众控制在无知和“半无知”状态，因此他们严禁公众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这种战略往往屡试不爽，不仅在国内如此，在国外也如此，因为外国人太容易接受中国官方的谎言。
一般来说，外国人对于中国“新闻”系统的运作所知不多，这一点何清涟说得很对。国际报业常常引用新华社的消息，仿佛它跟路透社、美联社属于同类媒体。事实上，新华社有两种基本功能，不管哪一种都跟路透社不同。新华社的大多数报道是给中共领导人看的，因此处于保密状态。专供最高领导阅读的最密级报道（如《天安门密件》所示[4]），都非常详尽、准确，内容十分敏感，比如有关于四处蔓延的群众示威抗议的报道，一般人永远也读不到。在制作这类报告时，新华社更像一个情报机构，而不是一个新闻机构。（事实上，新华社的一些工作人员本身就是以新闻工作为掩护的情报人员。）新华社的第二个主要功能，是小心翼翼地按照党的意思挑选出一些新闻给公众阅读。这些报道，按照中共的套话就叫做“宣传”，实质上是新闻与政治广告的杂拌。
关于公众在多高程度上接受新华社那歪曲事实的新闻报道，何清涟的看法也许太悲观了。新华社对法轮功的宣传战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试图消灭法轮功在公众记忆里的一切痕迹。不过，我敢打赌，如果明天共产党完蛋了，用不了一个月，法轮功就又回来了。官方的宣传如果和公众的情感－－不管是现有的或是潜在的－－相吻合，宣传效果最为显著，中国狂热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例证。1999年5月7日，美国炸毁了－－且不管是不是“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反美宣传和公众的反美情绪一拍即合。近几个月来，新华社密集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说台湾“回归祖国”是历史必然。这种一厢情愿的报道简直有点可笑，然而那种吵吵嚷嚷的民族主义情感大宣泄似乎很受人欢迎。
在国内事务上，宣传手段就没有那么容易被接受了。民族主义不再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人们接触到的腐败和愈演愈烈的分配不公平现象太多，民族主义很难在这一方面唤起人们的共鸣。标准的党报，如《人民日报》，发行量急剧下降，依旧订报的老客户大都是长期以来掌握了读报技巧的读者１热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