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的另一特点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过三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可见，中国文明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因此遭到外族的奴役。在没有过于强大的敌国外患的古代，这种周期性的变乱还不至于有亡族、亡文化之祸，但在号称“新战国”的今天，再发生这样的变乱，则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文明的总体连续性与周期性的振荡有什么关系吗？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吗？以后的中国能在继续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同时避免振荡或者减轻振荡的烈度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这种周期性的振荡是如何产生的。其实类似的问题前人也问过。黄炎培曾问过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显然，毛泽东认为腐败是造成王朝衰败的根源，而民主是扼制腐败的良方。毛泽东的回答真的找到了问题的实质了吗？我看却未必然。因为腐败是中西共有现象，而周期性动荡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共有现象显然不能成为特有现象的原因。那么，这一问题的本质到底何在呢？
其实只要大家翻翻中国史书，就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死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我们可以证明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之下，大规模流民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传统中国一向崇尚多子多福，人口的自然增长几不能节制。按徐光启等的研究，在承平年代，大概每三十年人口就会倍增。而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全国的可耕地有限，粮食生产总有个极限。当全国人口数超过全国土地的极限供养人口时，流民的出现将不可避免。这与腐败、土地兼并及社会制度都无必然联系，只要耕地不能增加，人口增长速度不减，生产力不能进步，这问题始终会产生。可以作为上述理论佐证的是中国人口史上有一个现象：几乎每一个皇朝由盛由衰拐点也是该王朝的人口高点。如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达到西汉的最高点6000万，随后则有王莽篡位及改制以及后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如唐天宝年间全国人口数达到8000万，随后就出现“安史之乱”，如国泰民安，恐怕不会有这么多人跟着胡儿安禄山作乱；17世纪初（明朝的后期）中国实际人口达到破天荒的2亿之巨，随后就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达到了4.3 亿，随后就有太平天国大起义。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人口数为什么会增加，这显然与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关，但就是这样，在特定时代，可养活人口总有个上限。①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一些所谓“盛世”的末期人口数实际上已超过当时王朝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一些风吹草动般的事件如兵变、外患、自然灾难都会成为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大规模的流民作乱爆发时，政府必然会采取镇压措施。而事实上当时政府一般已十分腐朽，已无力迅速平定事变。这样战争的规模会扩大，而大规模的战争又会极大地破坏生产，从而制造出更多的流民。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最终将帝国拖跨拖死。当一个王朝覆灭之后，参与争夺统治权的群雄中总会有一方胜出，当他基本削平群雄时，往往全国人口减了大半，这样人地矛盾由人多地少反过来变成人少地多。这时，只要新建王朝能注意与民休息，招民拓荒，国家一般能很快安定下来。随着政局的安定，国家一般有一个人口与土地的良性循环期。这一时期，人口增加，被开发的土就更多；而被开发的土地越多，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一时期，一般被称为该王朝的盛世期。当土地被开发到极限后，人口还是在按惯性继续增长，当人口数超过王朝所能承认的极限时，新的一轮循环就又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根本原因。
那么腐败、土地兼并与王朝的衰败有没有关系呢？关系是有的，而且是很大的关系，只是不能被称为根本原因而已。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新王朝开国时对地主、财阀扫荡得越彻底，这个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唐、明、清等；反之，则较短。一个皇朝的前几个皇帝一般也有一个阶段会对豪族进行抑制，有时甚至不惜进行血腥屠杀。宽厚如光武帝为了“度田”就杀了不少官员、豪强，残暴如朱元璋更是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对这些，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点什么信息呢？是不是在中国传统专制体制下，豪族与帝国存在着深刻的利害冲突呢？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豪族一般隐匿有大量的地产及人口，这些隐匿的地产、人口都在私门，不对国家税收、军事作贡献，而豪族本身却是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如秩序、和平、公共工程、社会救济等）的最大得益者。这本身就是十分不公平。如果光是土地兼并，豪族不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兼并并不见得有多大危害，但在中国的传统体制之下，地主的特权是法所明文规定的；不惟如此，地主往往还会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人祸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如果豪族的势力过于强大，则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而国家仍然还得承担起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这样，势必会加剧国家力量与国家负担之间的矛盾。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有为之君都会对豪族进行抑制。然而，在国家与豪族地主的博弈过程中，最终的输家却是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富者往往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有时即使国家亡了，地主也不见得亡。他们中有的投靠新朝成了从龙功臣，有的甚至还成了开国之君。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何在呢？这与国家的各级管理阶层被地主垄断有关。皇帝可以抑制一些豪强，但他也不得不制造出另一批豪强。在地主垄断政权的情形下，国家资源的分配自然向地主倾斜，这还是明的；暗的如大官僚、大地主非法侵渔国家、百姓，法律也拿他们没办法。如在明朝晚期，官僚搭船不但不用钱，反可以得一笔保护费。何以？因为有官僚乘搭，船家就可以官船的名义省去很多税负。历史上王朝衅诘母母锒嗖怀晒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