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要人民噤声

作者:许 行 发表:2005-04-07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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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口号,实际是要用最不和谐的手段维持没有异议反对声音的社会,即使免征农业税,也没有缓和农民被官府恶霸欺凌奴役的命运。

  中共领袖都喜欢标榜一些伟大目标,以表现自己的高瞻远瞩,毛泽东最初标榜新民主主义,不久改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邓小平比较务实,抛出“小康社会”,江泽民承袭邓小平的“小康社会”,再加上一套自己的“三个代表”招牌。胡锦涛执政初表示亲民,推出“以民为本”的“新三民主义”,现在又推出所谓“和谐社会”。

  实际上中共领袖们的远大目标,同他们所推行的实际政策,往往背道而驰。毛泽东猴棒飞舞,无法无天,搞得天下大乱,邓小平收拾毛的残局,以发展经济为主,希望提高人民生活,建立“小康社会”,结果官商大肆掠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江泽民自吹共产党代表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并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却是权贵及其子弟巨额吞蚀国家财产,硕鼠满天下。到了胡锦涛手里,民怨沸腾,社会矛盾近乎爆炸,他眼看光是亲民还不够,便推出“和谐社会”这块招牌。

真正的和谐社会是民主加福利

  “和谐社会”是的名词,它符合儒家文化“和为贵”的理念。但请问胡锦涛,世界哪一个国家是和谐社会?

  可以设想,在胡锦涛心目中,美国不会是一个和谐社会,因为它有共和、民主两党的纷争,有不少人反对布殊的对伊战争,更有受恐怖份子袭击的恐惧,那么英、德、法、加、澳、北欧诸国算不算和谐社会,我想他们也不会认为是,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有反对党,有人民反对政府政策的声音。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许多不同利益和不同思想的群体组成;不同群体彼此必然有矛盾。世界上没有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问题在于怎样协调矛盾,达到相对的和谐。民主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最能协调社会矛盾的制度,但光是民主社会尚不一定和谐,只有那些民主加福利的国家,才能达到相对和谐。福利的程度越高,和谐的程度也应提高,因为越是高福利越能缩减贫富悬殊的差距,接近均富。所以社会的和谐往往是以高福利为代价的,虽然高福利已被公认为有养育懒汉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副作用。

  胡锦涛提倡“和谐社会”,曾否考虑过世界各国在追求和谐社会所走过的道路。我想他没有,他不会向西方社会吸取经验和教训,因为他提倡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甚么东西到了共产党手里,加上“社会主义”或者“中国特色”几个字,便变了质,不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

  事实上,胡锦涛既不会用世界性的视野去考虑问题,也不从中国人民的真实利益去考虑问题,他是从他的统治术角度去考虑问题的。不要将胡锦涛的理念想得太高尚,他所追求的“和谐”,并不是真正的和谐,而是一个没有异议和反对声音的社会,一个没有群体申诉和群体抗争的社会,这样,他便可以稳坐钓鱼船,让其政权永远稳固,不用担心苏东式的变色在中国出现。

  但是这样的“和谐”必须要靠高压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这样的和谐必须采用最不和谐的手段才达到。现在他已开始这么干了。

胡锦涛滥用最不和谐的手段

  为了扼杀党内异议,胡锦涛的中宣部解散了发表过任仲夷三权分立意见的《同舟共进》杂志,中宣部更通令媒体不准刊登朱厚泽、茅于轼、李锐、胡绩伟、林牧、鲍彤、蒋彦永、曹思源、杜导正等人的文章。朱厚泽被禁,只因他建议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外再加上一个“权为民所授”;茅于轼被禁,只因他发表了他的著作:《把自由给你爱的人》,又写了一本尚无法出版的《人权问答》。至于赵紫阳丧事被强制压缩,连党内许多老同志的不满都无法宣泄,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党内死寂的情况,现在比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更厉害。

  胡锦涛对传媒的封杀,已达到可怕的和程度。他不仅不允许国内任何媒体有丝毫的异见出现,甚至连辽宁阜新孙家湾煤矿发生开国以来最惨重矿难,死掉二百多人,也不准记者现场采访,所有报道都得照抄新华社的新闻稿,天下竟有这般荒谬的新闻运作规矩!

  国内所有有良心的报刊,全都遭到整肃。南方报业集团属下的《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南风窗》被整了无数次,连《南都》总经理喻华峰还被关在牢里,要服八年徒刑。此外,如北京的《新京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中国改革》《战略与管理》《炎黄春秋》等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整顿,最近,武汉的《新周刊》只出了三期便停刊了。更离谱的是一份十分温和的、关注教育的《教师之友》,今年起也无法再版。

  中国对境外传来的异声网络全都封死,国内稍有一点异样的网站也全被关闭,甚至连国际性的搜索引擎如Google也受到控制。在二十一世纪世界资讯大流通的环境里,中国竟成了资讯封闭的“孤岛”。

  作家、评论家、学者在国内无法发言,被迫在境外网上和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们这么做都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时时有被打压的可能,不是被捉进牢里去,便是公然受到监视、骚扰、警告、问话或短暂拘留,近期的事,有赵岩、师涛、清水君、杨天水、郑贻春、张林等被捕,有刘晓波、余杰、张祖桦三人被短暂拘留。焦国标被北大禁止授课,王光泽被《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解聘。最糟糕的是连替师涛、杨天水、清水君、张林作辩护律师的郭国汀,最近竟被吊销律师执照,电脑资料被抄阅,人被软禁在家,与外界隔绝,甚至还可能有监牢之灾。这样无法无天地对待律师,还有甚么法治可言!

  胡锦涛的和谐,就是销声,就是不允许有任何异议的声音。当年毛泽东靠反右,文革等运动消除异音,胡锦涛无力搞运动,便赤裸裸地靠中宣部来镇压。

大棒之外,再加胡萝卜

  胡锦涛懂得,大棒之外,必须同时加胡萝卜,因此在温家宝热心关怀三农问题的情况下,实行了减免农牧业税政策。今年将对五百九十二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和物业税,对继续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明年将全国免征农业税,这些政策当然对农民有利,它直接灭轻了农民的负担,也同时缓和了中共在农村中的统治危机。

  一般估计,豁免农业税,对农民起码有两三年轻松,但问题是中共基层政权的腐败官僚架构不改,农民仍逃不了被他们奴役、盘剥和虐待的命运。

  根据乡民上访的资料透露,农民的主要冤屈有:一是水电水库建设造成大规模的逼迁;二是农田被改为非农业用地,农民因而失去土地而得不到合理补偿;三是官吏恶霸勾结鱼肉农民。这些冤屈都不关农业税的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土地使用权,而土地给不给你使用并不由农民决定,而是由管控他们的官吏决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没有集体谈判权,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保卫自己利益的组织││农会。

  绝大部份的农民冤屈,在县级政府都得不到受理和解决。因为县级官吏往往与乡镇干部沆瀣一气,而省级官员不是与县级官吏沆瀣一气,便是不想得罪县级官吏,因而有意回避农民上访,以致多数上访都要集中到北京去。凡是能够坚持上京上访的,定必是冤大仇深的。但是唐山农民冒千辛万苦,排除万难,将一份万人签名的申诉书送上人大常委,至今仍是泥牛入海,得不到只言片语答覆。胡锦涛不但没有正视上访农民的冤屈,反而放任暴警在天子脚下公然拳打脚踢上访者,是否他的心也同那些暴警一样,认为上访是聚众闹事,不利社会稳定?

做的是一套,说的又是一套

  一个显明的事实是,今年两会召开期间,当局竟在正式警察之外,动用六十五万编外的红袖警察,布满整个北京内城的大街小巷,上访者在路上被抓数千人,在上访村被抓上万人。这是甚么心态?这是暴力镇压心态,这是警察国家心态。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实际上就是动用庞大警力消弭群众集体抗争的社会。

  当然,胡锦涛做的是一套,说的又是另一套。他在三月十九日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多么漂亮啊!为甚么不提提自由和人权?没有自由和人权,会有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吗?

  起码的人权是:每个人有发言权,每个人有自由获得资讯权、有人身不受侵犯权。因此社会必须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罢工示威自由,这是宪法所规定的。
  起码的法治,必须是立法要体现人民的授权,司法不受党和行政干预而独立,未经法院许可不得侵犯人身自由。

  但胡锦涛为了实现他的“和谐”,竟由中宣部出面禁止言论自由、网络资讯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这是根据甚么法能赋予中宣部这么大的权力?中宣部只不过是共产党内部的文宣机关,怎会有这么大权超越政府直接命令传媒、控制传媒?这算是哪门子法治?它显然是党治,不是宪治。

  凡是靠强权获得和谐,决不是真正的和谐,曾经担任中国政治大学校长的江平说得好:“只有真正卫护宪法尊严,实现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切实维护弱势群体权益,让受到伤害的公民有表达意愿和抗议的权利,才能达到所追求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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