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样一回事呢？让我们来简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 国难中的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强烈要求抗击日本的侵略。全国各地纷纷组成义勇军、抗日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
“九．一八”事变以前，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些斗争主要是围绕着蒋介石势力在党内的迅速崛起，以及蒋介石本人有时做事不公平而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军事的、政治的反蒋联盟组织起来，与蒋介石进行斗争。国民党分裂为“宁”、“粤”两个部份，南京、广州相互对峙。
而“九．一八”事变后，大家都意识到国难当头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间的尖锐斗争立刻开始缓和下来。国民党“四大”立刻为在党派斗争中失败而失去党籍的人，如为汪精卫、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等人恢复党籍。蒋介石为“党争”表示承担责任。广州的国民党人士则提出了“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囗号。稍后，为了维护国民党内部团结，蒋介石主动宣布下野。
整个中国正朝着准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方向努力。
国难当头，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做什么呢？
他们高兴死了。“九．一八”事件爆发时，毛泽东正在兴高采烈地筹备着在中国农村成立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是毛泽东“土地革命”的杰作。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忙着起草“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和“婚姻条例”等法律。
日本人打进中国两个月以后，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在江西瑞金热热闹闹地成立了。
这真是“后院起火”。全国人民要打日本，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却做出决定：“没收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以及没收“一切反革命的组织者及其白军武装队伍的组织者和积极叁加反革命者”的土地。
在那时共产党的眼里，只要不是共产党的组织，都是“反革命组织”，只要不是共产党的武装，都是“白军武装”。当时中国有能力动员和组织抗战的人，多多少少都跟农村有些关系。你忙着要去抗日，他却在农村抄你的家，收你的田。这日本人还打得了吗？！
这个处于中国农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后虽然也曾装模作样地发表了一个《对日战争宣言》，但他们真正要做的，却是要借日本侵略中国之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全国内战。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进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争，“争取全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这是中共中央在日本侵略军攻占锦州后的第五天作出的决定。那时他们认为，中国在“总崩溃”了，正是他们进行“全国革命”的大好时机。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上海军民奋起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军死伤近万馀人，三易主帅而不能有所前进。正当“沪淞抗战”爆发，全国人民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时，二月四日，共产党红军也大规模地发动了对大城市赣州的进攻。四月，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打下了另一个大城市漳州，缴获了包括两架飞机在内的大量物资和金钱。
这些共产党员们是不是中国人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中国共产党的逻辑是很奇怪的。他们认为，“九．一八”事件是“最露骨的反苏战争的序幕”，所以要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王明语）
日本人打来了，这些中国共产党员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中国人的灾难、民族的存亡，而是他们的主子的安危。这种思想并不是王明个人的思想，而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逻辑。这个思想毛泽东一直在坚持。一九四零年，共产党红军已经放下红旗、接受南京政府改编，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打到了最艰苦的时刻，毛泽东还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写到：
“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份；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份。二者必居其一，其它的道路是没有的。”（1）
要打日本人，不去站在苏俄一边，不去变成苏俄力量的一部份，就是“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份”。这就是毛泽东的抗日逻辑。
在共产党红军的一系列胜利下，蒋介石不得不自任总司令，不打日本，而集中全力去“剿共”了。而这一“剿”，一直“剿”到了一九三五年，才把南方的红军连同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打垮。
在南方失败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过长征到达秸北以后，一开始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会举兵“东征”，一会儿又西渡黄河“西征”，左右举棋不定。这时，又是苏俄的那个大老板“共产国际”给他们下了指示，要他们再与蒋介石联合，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这时，历史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契机。“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发动兵谏，强迫本来是到西安布置“剿共”的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当面与共产党代表谈判，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真是很奇怪的一回事。好像毛泽东有“天助”一样。
“西安事变”的性质至今还很不清楚。现在一般的解释是，张学良出于抗日心切，不得不发动兵谏“逼蒋抗日”，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是很有问题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抗日与“西安事变”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西安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都一定要爆发。
很难说张学良发动“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作为中国军队东北驻军统帅的张学良，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基本上没有抵抗就放弃了东北三省，逃到了关内。现在一般的解释是，他的军队按照蒋介石的“绝对不得抵抗”的命令行事（实际上蒋下令张死守锦州，张还是把锦州丢了）。而作为刚刚“易帜”的奉军统领，他是否真心听蒋介石的？如果说，东三省的丢失是出于张学良不要打，蒋介石不敢立刻打，这样的解释可能还比较合逻辑。
张学良不想打，是因为要保存实力。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不敢立刻打呢？这个原因比较复杂。国民党内部对日本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蒋介石基本上是属于主战派的。当时要向日本宣战，就意味着要从日本手里夺回东三省和台湾等被日本占领的领土。而日军在奉军统治东北时期已经存在多年，在东北已经打下了一个基础。当时尽管全国人民抗日的要求很强烈，但对于刚刚完成中国统一的国民党军队来说，取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也就是说，主战派要立即对日宣战，基本上是没有取胜把握的。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积极准备，集蓄力量，等待反攻时机。所以这段时期虽然有一些局部的抗战，如沪淞抗战等，但蒋介石政府的主要动作是请国际社会干预，以限制日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
首先要明白，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并无助于收复东北。其次，张学良当时并不能神算到日本人将要在“西安事变”半年后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从而引发中国的全面抗战。因而我们说，“西安事变”与中国的抗日并无直接关系。
“西安事变”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武力强迫蒋介石停止了“剿共”政策，从而救了中国共产党一命。张学良这样做，也许是出于不愿被调到南方福建，也许是不想让共产党被蒋介石“剿”掉，至于张学良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答应张和中共代表，停止“剿共”政策，联共抗日。以后，国共两党开始了谈判。起初谈判并没有多大进展。直到“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已经打响后，中国共产党才表态放下红旗，接受政府改编。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中央，宣言中作了如下的声明：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的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这个《宣言》公布后，中央通讯社又发表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表示：“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 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 其在御侮救亡之统一指挥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
这个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经过了六年的“准备”，中国的抗日战争就这样打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