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不堪回首的晦暗岁月里，共产邪党对人性的极度扭曲与摧残，给人们带来的隐形伤痕更是难以愈合。“九评”仿佛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久已尘封的往事象潮水般涌出，童年的经历一幕幕展现在眼前，特写此文，以控诉邪党的罪行。
我的母亲出生于外省一个有名的大家庭，她有六个兄弟，及众多的亲戚。她有个叔叔在城里建了一所中学，免费提供给当地乡亲。然而义学未办多久，日本侵略就开始了。人们死的死，逃的逃，诺大的家族一下子就散了。父亲的家族也是当地的望族，战争暴发后，他与母亲、奶奶逃难到了现在这个城市。为了生活，父亲到处去打工，其中去过某大城市的美军俱乐部当侍应。那时，我的五舅在上大学，为了学英文，父亲给他介绍了几个美国朋友。可是做为青年学子的五舅，却有个爱记日记的习惯，听说他的日记本有几大箱子，大鸣大放的时候，他把这些日记全主动交了出去。后来秋后算账的时候，舅舅的遭遇自不必说，我的父亲却遭了殃，他有许多朋友在台湾的事也被抖了出来，于是被扣上了一顶“里通卖国，有海外关系”的帽子。从此一系列的灾难就降临到我的家庭。
父亲逃难出来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是因为心灵手巧，掌握了很多技艺。文革开始时，他在一家大型的仪表厂做技术骨干，因为他的“海外关系”，首先被扣上一顶“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的帽子。可怜的父亲连初中都没有上完，却带上了这顶对文化人设立的紧锢咒。后来运动愈烈愈演时，作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他被送进监狱关押了几年，出来后，被发配到一家区开工厂做铸工。父亲虽说是半路出家，却也很快在这一行又成为业务骨干，还帮几个兄弟厂建起了翻砂车间。
从精密仪器到天天和笨重的铁家伙打交道，父亲毫无怨言，工作上依然是认真负责。然而，业务上的重要地位，并不能换取对他人格污辱的丝毫减轻。在那个小小的单位里，他还不时被拉来批斗一番。记得那年我还没上小学，有一次到父亲的单位去玩，刚走到厂门口，就听到里面在开批斗会。听着那街道大喇叭里时常传出的口号、语调，我感到恐怖极了，连忙转身跑掉，虽然没看见被批斗的人，直觉上那正是父亲。
在父亲被关押后，家庭的经济状况自是一落千丈，六、七口人的生活重担大部分落在瘦小的母亲肩上。富家小姐出身的母亲什么重活都干，在郊外放羊的经历，使她落下了怕太阳晒的毛病。母亲后来到海外来看我时，朋友说，你母亲是不是有外国血统，长得那么好看。然而，他没有看到我母亲的手，因为长年的劳作，手指都已经严重变形了。
记忆中，我们家总是在不停的拿些拆绒线头，做手套、补麻袋的活，我不明白别人家的小孩为什么不用做这些，可以无忧无虑的在外面玩。听家人说，我拇指上的一道压痕就是姐姐抱着我做活时，被缝纫机针穿过而留下的。
家里多次被抄过家，几乎值钱一点的东西都被共产党抢去了，父亲吃饭时，经常向我们提起他那些失去的宝贝，叨叨着别人送他的那幅于右任的字。不过，也有少量的漏网之鱼，留下了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物品。父亲兴致高时，会从家里唯一留下的樟木箱中，翻出他以前保存的英国不锈钢柠檬筒，德国毛毯，瑞士的梅花手表等给我们看。改革开放后，他还常常拿出那张美国友人的照片，说要和他们联系呢。听姐姐们说，父亲年轻时生活很奢华，很讲派头的。我想不通父亲十几岁时与家人一无所有的逃难出来，赤手空拳在异地建起了自己的家业。而在“为人民谋福利”的共产邪党统治的“新中国”，为什么却落了个一贫如洗。我们家里孩子很多，那时，吃饱饭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有次和一位南方朋友聊天，提起我小时还吃过豆腐渣时，她惊讶的看着我，我替她说出了她不好意思说的话：“是啊，那应该是喂猪吃的东西。”
物质的匮乏对我们来说还不算什么，因为那时整个社会基本都是一样的。对我们伤害最大的却是处境所带来的巨大精神压抑与折磨。家里的每个人都受到过冲击，每个人的个性在这红色恐怖的强力下，有着或多或少的扭曲变形。父亲晚年时，每到吃饭都要骂骂“毛古董”，絮叨以前受的罪，变得不舍吃不舍用。
我的二姐上的是省女中，同学大部分是高干子弟，本来由于她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同学关系很好，运动来后，由于父亲的“问题”，她常常在班上被批斗，被以前的好友孤立，回家不敢提起，前途也受了很大影响。听妈妈说，二姐非常有才，可是我看到的却是一个性格软弱、说话啰啰嗦嗦的人了。
三姐是初六六级毕业生，与二姐一起下乡时，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呢。三姐在乡下时，考上了清华大学，可是政审时却未被通过。事过多年，母亲有时还遗憾的念叨说，那时的准考证还在呢。三姐性格稳重温柔，气质雍容华贵，长得像电影明星秦怡。在乡下时，她认识了一个英俊潇洒的军干子弟，然而由于父亲的“问题”，终未成就一段姻缘。后来嫁给一个复员军人，也是我们家唯一的党员吧。经过这种种的挫折，三姐的个性却变得要命的天真与幼稚。
我们家住在市区中心一个大院里，院内住了十几家人，听说以前是省级银行高级职员的住宅区，有警卫把守，中间是个小花园。我还记得那扇厚重的木制大门，虽然已没有了警卫，晚上我们依然有闩门的习惯。听母亲说，那时四姐是个小孩子，每次父亲下班时，院子总响起一片呼唤她小名的讨好声。可是父亲被批判后，我们家的待遇就一落千丈，记忆中总是有人和我们家吵架，孩子们更是常常受到欺负，甚至挨打。父亲后来到处找人教我们炼武术，也是基于这个考虑。虽然以后也没用上，然而，那种不安全感却时时伴随着我。
也是由于学武术的原因，家里才和五舅有了来往。无意中给我家带来灾难的五舅，运动中自己也受到伤害，被打成右派、臭老九下放到农村。文革后期，才恢复了大学教授的身份，经常到城里讲学。他非常有才华，在几个不同的学术领域中担任高级职位，又练得一手好太极。一次，到我家来碰上我父亲在对我母亲发脾气，瘦小、文弱的五舅轻轻一掌，就把人高马大的父亲推得后退几步，这才引起正想练拳的父亲对他的重视。从这以后，两家才恢复了亲戚走动。然而，从五舅身上却明显透出一股浓浓的穷酸气来，风流倜傥的大才子变成那样，不是共产邪党的手笔又是什么呢。
六舅是我母亲的弟弟，以前是教俄语的中学教师，后来下放到农村教英文。还记得他到我们家时，经常拿着他自编的英文字典教我们念。印象中他是最随合，最可爱的舅舅了，听说他以前很洋气的。后来娶了个农村老婆，自己长相也变得像个农民了，而且胆小怕事。在农村受批斗的经历，使他对共产党产生恐惧心理，却又世故的有了一个不与邪党对着干的教训，违心的维护着邪党的利益。让他退党，他却电话里大骂我一通，真的很生气。
也许是自己感同身受的缘故，我觉得受害最深的就是我自己了。由于家里人禁止我们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没有玩伴的我，那时最常进行的一项娱乐就是扒上一辆过往的马车，到城外护城河的桥上，趴在石栏杆上久久的、久久的看着桥下并不美丽的景物，看那不流动的池水在远方消失，直到夕阳隐入西方的地平线，才再扒上一辆反方向的马车回家。不想出去的时候，就在家里陪奶奶，奶奶手里边做着针线活，边学着陈年旧事，而我常常是坐在房檐下，看那浠浠沥沥的雨点滴落在门前梧桐叶上，感受着寂寞的童年。
上学后，起初我非常喜欢学校，还记得才学中文拼音时，老师提问，全班只有我一人敢在黑板上歪歪扭扭写下了我的名字的情景。常常双百的成绩，让我以为从此能享受到一点生活的快乐了。然而无忧无虑的时光，很快消失了。那时入红领巾除了第一批是老师指定的外，以后的必须有一个已入队的同学提名。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在同院住，可是她的学习不好，我没有推荐她，却提了一个与我私人关系并不熟的同学。于是父亲的“帽子”成了她报复我的筹码，眼看同学们对我的态度立刻变了样，其中包括我刚选她当上红领巾的那位同学。那种熟悉的孤独又笼罩在了我周围，课后同学们也不与我玩了。一次，一个同学挑衅的又提起我家的往事，我气极了跑去向老师汇报。那个年轻的女教师却问我：“他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明白了我是不受老师保护的学生。我渐渐的不与别的同学来往了，像个离群索居的孤燕般度过了整个小学时期。记得一次庆祝“五、一六”发表十周年，班上挑选学生表演文艺节目，也选上了我，然而早已习惯了不被邀请参加集体活动的我，神使鬼差的说了一句“我不去”。这一下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别人争还选不上呢，我竟敢说不去。老师在班上整整批了我半节课，痛心疾首的说： “你变了，变得不积极向上了。”
小时候我不爱说话，性格安静，然而，由于常受欺负，使我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暴躁，常常打架。可是同时我却又是那么忧郁。以前以为是由于家庭受歧视的缘故。然而，上中学以后，也许是中国的大气候有了改变，不再有人欺负我了，由于学习成绩的缘故，老师们对我呵护有加，同学们对我也很受尊重，我也有了几个好朋友，都是班上的尖子学生。可是她们开朗、成熟、老练；而我却总是像个受惊的小鹿一样惶惶恐恐，阴郁的感觉依然如故。这使我百思不解，最后只好得出结论：也许自己天生个性如此吧。
然而看了九评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共产邪党造成的，有形的迫害虽然结束了，然而无形的迫害却依然象个幽灵附着于我，挥之不去，童年的经历已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且我惊讶的发现，自己的个性中，已经渗透了许多邪党的特性。在自己深受其害的情况下，也在不自觉中伤害着别人。比如，与人的争斗心，不信任别人，虽然从不对别人耍心眼，却总是怀疑别人设计陷害自己，处处防范着人等等，被共产党扭曲的个性使我很难与人正常相处了，紧张的人际关系好像要绷断的箭弦。
多年之后，我回到童年生活的地方，那曾经使我们家受到那么多伤害的邻居却表现的那么热情。虽然不排除世态炎凉的因素，然而我却看到了人善良的本性。我明白了正是共产党，才是挑起人与人斗争的根源。正是共产党的各种灭绝人性运动，才会使那时的中国出现邻居相残、父子反目，夫妻为仇的怪像。邪党的影响稍微一减，人的本性立即就放出善良的光辉。
即使事过多年，远在万里之外的海外，提起以前的经历，母亲还心有余悸的说：“怕呀，共产党太厉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