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厉以宁对“互联网”如此不满、如此反感？为什么要让中国的经济学家都要能顶住“互联网的压力”？我们的“互联网”究竟对中国的经济学家产生了什么样的“压力”？我们的“互联网”究竟怎么啦？
平心静气地说，只要不抱任何偏见，那么，你就一定能对“互联网”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生活所起的重要作用，都会持一种正面的肯定作用。
然而，厉以宁的要有勇气顶住“互联网的压力”之“高论”，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互联网”的反感。什么原因？我看在前一两年的政治生活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 “新兴媒体”以特有的方式全方位地、多层次地参与了剧变社会中的诸多变革，它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狠狠地批判了一些像厉以宁、张维迎这样“主流经济学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千万计网民直接参与的“口诛笔伐”，已经开始“动摇”了“主流经济学家”过去独霸社会“话语权”的不正常局面，社会已经开始“感觉”到像厉以宁、张维迎这样“主流经济学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危害作用，而且像国资委这样的高层机构从“互联网”千万计网民的呐喊疾呼声中已经调整了、并正在制订一系列的新的适合国情的国企改革政策……
这就是厉先生为什么对“互联网”持如此反感态度之“根”，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让中国的经济学家都要能顶住“互联网的压力”之“因”。正因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互联网”产生的 “巨大压力”不仅感到不耐烦了，而且感到受不了了，所以这个被人称为“泰斗级的经济学家”就主动走上了前台，“号召”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要“顶住”这个 “互联网的压力”。
想想也有点窝囊，二三十年来“话语权”(“说话权”、“解释权”和“发表权”)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主流经济学家”之“自由意志”之表达从来就没有受过什么阻抑：一些地方父母官对自己那套以卖光国有企业的、不顾“4050代3000万职工死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的“改革观”，真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从来就不打什么折扣；走到哪里都是喝香的、吃辣的，前呼后拥的；口袋里呢，因为有众多大富豪们“支付”的高额讲课费、咨询费，因而总是满满的，从来就体验不到数千万“下岗工人”的“生存危机”……所以他们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因此他们就“非常珍惜”几十年下来一直享有的(独占的)“话语权”。说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话语权”是他们的“命根子”啊！
然而，这个近些年来突然冒出来的“互联网”，居然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居然一点都不买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帐，居然所有的网站都站在“平民层”立场上为“弱势群体”的利益大声疾呼起来，居然直呼其名地对厉以宁、张维迎这样的“尊者”口诛笔伐了起来，居然还能形成巨大的声势引起了中国最高层的高度重视，居然……
“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一点没错。如何看待“互联网的压力”呢？我看，若是将近些年来的“互联网的压力”作一个抽象的“概括”，那就是它是一种为“3000万下岗工人”呐喊后形成的“压力”，是为“4000万三无农民”呐喊后形成的“压力”，除了像厉以宁、张维迎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之外，我想，这是任何社会都不能无视的，现在我们不是大力提倡“和谐社会”吗？如果不努力消除形成“3000万下岗工人”和“4000万三无农民”的因素，那么，这个“和谐社会”就是空的。幸好，十六大以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都在为消除这种“不和谐的因素”在努力着。
我并不想神化“互联网”，我也不想掩盖“互联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我想提醒厉以宁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你们不是最最重视“大方向”吗？为什么一涉及到你们的“经济发展观”就表示怀疑，就要求“顶住”呢？这不是有点莫名其妙吗？！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平面媒体的“话语权”就是掌握在像厉以宁、张维迎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手中，根本听不到对厉以宁、张维迎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的不同意见、批判意见，“独尊厉张学”的这种现象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社会所希望看到的……
其实，谁都没有想到的、谁也没法阻止的“互联网”兴起不过是让“平民层”分享到了一小部分像厉以宁、张维迎这样“新自由主义经济派”长期以来一直享受到的“话语权”吧，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就受不了了，就要号召整个经济学家“顶住”……幸喜的，正是由于“互联网民主”的兴起，不仅是在“互联网”上而且在平面媒体上批判厉以宁张维迎等 “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我想，过一段时间后是不是我们的厉大教授又要号召经济学家们为顶住“平面媒体的压力”而大声疾呼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