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征出口税作为一种方式固然可以帮助中国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是这并不是惟一的办法。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优势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所以还可以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来提高出口产品的劳动力成本。通过人民币升值和提高工人工资虽然都会使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上升，但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就业市场来说却会有不同的影响。由于目前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单纯的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将导致出口减少，很多的跨国公司也会向亚洲其他国家转移以寻求更低廉的劳动力，中国将因此失去一些的就业机会，这对本来就严峻的就业形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然而提高工人的工资将会降低如此负面的影响。
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整体偏低，尤其是从农村进城务工的 8800 多万农民工的工资仅仅达到很多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本不能满足所需生活工资的要求。比如，广东省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为574元，但是很多在此地打工的农民工在每月超过法定工作时间几十小时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标准；在生产旺季他们甚至要加班上百个小时，所得的报酬最多也仅在八、九百人民币。这个工资水平根本不是一个能够维持正常消费的生活工资。造成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绝大多数的企业不给农民工购买法律规定的保险和提供社会保障。
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中国制造”成了国际市场上廉价商品的代名词。但是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把低廉的劳动力作为优势的策略是不能长久的。通过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产品竞争力不能保证中国的经济增长呈协调发展，近些年频繁发生的工人集体罢工、示威事件充分说明了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社会问题，而且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的话，将会对中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不仅会影响劳资关系的稳定，而且会危及政治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跨国公司也不愿因为工人的罢工影响其在中国供应链的畅通，更不愿因为社会矛盾激化而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稳定，从而使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受到损害。
同时，欧美国家近些年声势越来越浩大的“反血汗工厂运动”也将矛头直指跨国公司以及它们在中国的供应厂商, 指责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不是一个生活工资，很多的消费者希望这些公司保证他们的产品不是在类似19世纪的血汗工厂里制造出来的。提高工人的工资，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虽然会使生产成本有所上升，但是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平衡劳资关系，缓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使跨国公司在国内赢得消费者对于其社会责任工作的认可。劳动力成本只是跨国公司在制定其全球发展战略时考虑的其中一个因素，中国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丰富廉价的原材料供给，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生产基地和各项配套设施和一支比较熟练的工人队伍 － 这些都是很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这些公司不会单纯因为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而转移其投资，从而不会对中国的就业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
提高工人的工资就意味着提高他们的购买力，从而相应地拉动内需。国内市场的开发不能仅仅依靠精英阶层的高级消费，毕竟能买得起汽车洋房的还只是少数，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还是局限在日常的生活消费。然而，农民工微薄的工资根本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在东部沿海城市正常的生活需求，农业部的调查资料显示仅有不到7%的农民工是以家庭的形式在外打工的，绝大多数的农民工都是只身在外打工，将省吃俭用存下的钱寄回农村的家，而不是在城里消费。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商品供给不足，而是很多人消费不起。如果近一亿的农民工能够在当地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能够把妻子儿女接在身边，能够有足够的工资满足其家庭的日常生活需要，这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巨大消费群体。同时这些消费也会扩大中国的就业市场。
中国政府现在的确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契机。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对外贸易，国家也采取各项措施鼓励企业出口创汇，把最好的产品优先用于出口，以至中国的外贸出口总量和外汇储备都居世界前列。必须要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大国，自身的市场规模非常大，但是目前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来自外界的压力可以化解为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动力。中国应该逐渐降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同时努力开发潜在的国内市场，做到对内对外并行发展，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结构的多样性，使之朝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社会保障不仅能够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且能够提高民众的购买力，带动国内市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中国政府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真正保证工人的劳动能够得到相应的报酬和尊重，促进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李强 美国纽约 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