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并实现国家的初步统一后，中共并没有安心接受这一合法政权，反而在苏俄的指挥下，置国家和民族利益不顾，公开背叛祖国，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更大的武装暴动，使饱受战火之苦的中国人民又陷入了苦难之中。
前面已经提及，在中东路事件上，中共不仅没有指责苏俄的侵略行为，反而接受了苏俄的五条指示，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在这一口号下决定发动更大的武装暴动，以与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这种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出卖和背叛，在中共的历史上并非是独一无二的。
当时苏俄的斯大林反对派托洛斯基，为中共制定了一个题为《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问题”。原中共领袖陈独秀，亦在1929年七、八月间，连续三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中共无视国家民族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反对中共与苏俄“里应外合”的武装暴动行为，要求以召开国民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前者在苏俄遭到了斯大林的迫害，后者却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陈取消派”首领，直至开除了党籍。现在就可以解释，一些曾经加入或认同中共的人士，包括中共的发起人陈独秀等，在认清了中共的本质后，为什么相继脱党。
而上述彻底出卖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口号、决议和行动，在中共中央的坚决执行和发动下，不仅将彼时的中共武装暴动推向了疯狂地步，而且由于日本对中国侵略战争的爆发而升级，从此竟成为中共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和最高原则，从而将中共的武装暴乱赋予了武装叛国的根本性质，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绝无和仅有。
一些中共党史专家在评价此段历史时，小心翼翼的批评道：“武装保卫苏联，实际上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了起来，它脱离了当时中国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而共产国际为转变中国革命，首先于1927年7月上旬召回了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不久，共产国际派罗明拉兹来华，被授予全权“纠正过去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即发动武装暴乱。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应当指出，共产国际推动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组织武装暴动的目地，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也即是为了适应中东路战争的需要。”一语倒尽“天机”。
1930 年5月底至6月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大会认为，当前，中国统治阶级在“崩溃”，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要迅速准备武装力量，与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这是中共在保卫苏联的口号下背叛自己国家的铁证。
那么在苏俄的指挥下，中共发动了哪些暴乱呢？
首先是在罗明拉兹的决策和指挥下，中共于1927年掀起了武装暴乱的第一个浪潮，即发动“八一南昌暴动”。不久，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发兵平叛追剿，中共军队乃逃出南昌，逃至广东，兵败潮、汕。次年，在朱德、陈毅的带领下来到井冈山，为毛泽东所接纳。
中共武装暴乱的第二个浪潮是在八七会议之后。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中共八七会议，决策了中共叛乱的三大政策，即武装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自罗明拉兹来华后，土地革命变得异常激进，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赴各省组织农民暴动，土地革命真正变成了全党的革命行动。”8月9 日，由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于是，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同时指出“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关键地方建立”。
八七会议决定的另一个大规模武装暴乱行动，便是派毛泽东赴湖南发动秋收暴动，以攻打长沙和武汉。秋收暴动从破坏铁路交通起，但暴动相继失利。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暂时没有可能在城市取得胜利”，所以决定败走赣粤边界以求存，最后在偏远的山区井冈山落草。中共开始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
中共武装暴乱的第三个浪潮，由1927年11月中共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动。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是：“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坚持城市中心，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要努力使暴动的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阶段，现时革命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不顾惜的消灭政策，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正是在上述的指示下，此后，在由中共所发动的武装叛乱中，大都执行了烧杀政策，其情景惨绝人寰。
会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布置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布置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暴动。但是除了广州暴动外，其它暴动或取消或瞬间败亡。而由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直接参预，和由张太雷、叶剑英等参加指挥的广州暴动，发布政纲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收归国有”，“打倒反革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等。暴动竭尽烧杀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尸”。
暴动和暴行延续了两日，以惨败告终。
在发动暴动的同时，中共在1928年6月召开的六大上，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起义后要坚决、敏锐地成立政权机关；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变成常备红军。党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要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工农革命军……”。
据中共党史著作称，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暴动，其中大型的暴动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广州暴动外，其余都是农村暴动。这些暴动，除掉一时烧杀无度、血溅山野之外，大多数遭到了惨败。而带给百姓的是无尽的灾难。不久，中原大战爆发，中共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但是，中共利用国民政府因中原大战无瑕顾己的情况下，继续发动暴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提出了全国武装暴动计划，即城市工人暴动和农村红军进攻相配合的夺取一省几省胜利的计划。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1930年，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装暴动计划主要有：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和长沙，红二军团和红一军团出兵汉阳、汉口，红十军团进攻九江，红七军团挺进柳州，期待‘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造成全国革命高潮。”
不过，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军在中原大战中的全面胜利，中共的暴乱在政府军的围剿下相继失败。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红二军团由一万五、六千人减少到三千人，缩编为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撤往鄂西山中。广西红七军北上后丧失了右江根据地，部队由六千人减少到二千人，最后进入中央根据地。红十军由两万人减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围退回到赣东北根据地。”
中共第一次大规模的血腥迫害-----三十年代初的“肃反”运动
如前所述，中共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暴力”当然是非和平的手段，它通常与流血、死亡联系在一起。中共的本性决定了它的发展史上必然充满了血淋淋的印迹。
二十年代末中共武装暴动中的烧杀无度首次让人们认识了中共残暴的本性。但是三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共内部的“肃反”运动，则是中共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和计划的迫害和屠杀行动。
根据史料记载，这次“肃反”运动的目地就是肃清党内的“AB团分子”。什么是“AB团”？它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 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地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AB团在成立后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大暴动所摧垮。此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在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借口，后又成为中共内部整肃的理由。
最开始发动肃反运动，即清查AB团运动的是江苏的瑞金苏区，而发起人就是毛泽东。当时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与以毛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开始，赣西南的党组织与总前委之间在土地革命问题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以毛为首的总前委却把赣西南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 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不久，运动很快扩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并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改造党的组织，要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 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怎么会有那么多“AB团分子”呢？一句话，“苦打成招”。请看1930年9月24日的赣西南特委《紧急通告》是如何布置的：
“AB团非常阴险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不断的严刑审问，找出线索，跟踪追问，主要的是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当时苏区肃反时常用的刑法有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压杠子、坐老虎凳等等。众多的AB团分子，就是这么一供十、十供百“查”出来的。
1930 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李韶九和古柏的行为引起了众怒，红20军官兵跟着147团政委刘敌包围了军部，并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此后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1931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之上。项英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一边，将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随后，中共中央把处理精神传达到了每个根据地，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屠杀。
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红20军的指战员们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时候（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
根据统计，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
可以说，三十年代初的这场内部大屠杀真正彻底暴露了中共的残暴本性，而毛泽东等中共党首为了自身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打压异己，在此后中共的发展史上亦多次被运用。
时任红5军政治部主任的黄克诚，后来在其《自述》中谈到这段历史时说道：“如果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的这一颗人头就是不足以抵偿的”。这大概算是迟到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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