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赠送给宋楚瑜的小篆书法，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诗《赠梁任父同年》：“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顾秉林“侉”(kua）字不会念，电视直播演讲一结束，网上立即一片骂声。
有的嘲笑“二十八个字被此校长读得磕磕绊绊，洋相百出”，有的批评他把向宋楚瑜赠送礼物说成“捐赠”礼物，“如果说一个物理学家不认识篆书还可原谅的话，那么连‘赠送’和‘捐赠’都分不清就是个天大的笑话了！顾校长丢尽了清华大学的脸”；也有的说“人家送礼给你也不懂得说谢谢”。
或许讥笑比理解容易。顾秉林在世界瞩目的舞台上竟然“失语”或“错语”，不是他身边校务人员是否失职，或者顾秉林一个人文化修养的问题。顾秉林在1957年反右时期上小学中学，1965年进入清华工程物理系，在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前从清华毕业。
在我们今天看来普通不过，必读的文学名篇，在政治纷扰的年代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位。如何待人接物、与人相处，与一个正常时代的标准并不一样。中国的政治动荡对一整代人教育的破坏，影响可能是到今天才更为明显的。
这一代人即便在文革之后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上有所成就，但小学至大学教育基本上在政治运动中完成是无法绕开的事实。这段岁月所错失的基础国学知识、人文教育，是在文革之后也难有余力追回的－－他们须要追回的已经很多很多。
一个大学校长所谓的“出洋相”，我们可以为他找到各种各样解释的理由，但是这一代人现在正站在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领导位置上，甚至是国家的领导岗位上。
尽管这一代领导者是知识化、专业化了，然而这样的训练背景，如何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眼界与观念，以致影响许多决策和决策的过程，影响今天和以后的中国，我们固然不该一概而论，却也不能完全没有担忧。
网上的嘲讽总带一些酸气，但或许也因为失望所致。这当中折射出许多中国人对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期望，也反映了他们对一个中国大学校长的合理要求－－一个理工科出身的校长行政方面能力是否特别强，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是否杰出，他毕竟是一个大学的校长。
主掌一所大学，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技术官僚，或者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本身有相当的修养，能够从完整融通、从“人”的角度去进行思考、培养学生的教育家。而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环节不能缺失。
文革的那一代人始终会过去，我也选择相信那个时代的荒诞不会重演。但是顾秉林的这次事件，不是为我们提供一则痛心的笑话，而是也在提醒我们一些当下教育的问题。
一个社会在发展的时候，往务实的路上走，对科学技术的渴求，使到拥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比接受博雅教育者更容易受到瞩目、引起重视。他们的成就更容易被量化，更快获得证实。诚然，社会极需要科学家，极需要技术人员，但是教育更需要完整。
如果完全了解了太阳、大气层以及地球之运转，却错过落日的霞晖，对个人来说只是一种缺憾，对社会而言，却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失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