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些往事，不堪回首；总有一些念头，挥之不去；总有一些情绪，无法释怀……
因为，我们心中产生了阴影。
所谓阴影，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世界中隐约感受到、却又不敢认同、不愿接受、不能正视的自我体验和自我意象。事实上，我们在生活实践中遭遇负面经验时，即有可能感受到阴影，或者说，意识到心里面产生了阴影。
本专题系列即着重诠释我们中国人在传统社会文化及其变迁脉络下各种阴影的文化特性及其意义。
我们常常对在会餐的圆桌边上“做关系”习以为常，又常常对在开会的圆桌边上“做局”感到气愤。在我们的文化背景里，这两个圆桌边上的现象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很多人就是通过这样“做关系”而得到参与决策的职位，顺着他们“做关系”的惯性，他们很可能会“做局”。是我们所共享的文化心理倾向促成了他们由“做关系”走到“做局”，最后破坏了公平、公开的圆桌会议规则。
聚餐的圆桌边上“做关系”的人会“顺理成章”地成为破坏圆桌会议规则的“做局”者
一个单位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围着圆桌开会，要决定一件重要的事情。可在陈述理由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有两个人相互呼应，他们决定了会议的结果。有经验的人心里明白，他们事先“做局”了。圆桌前公开的讨论已经沦为形式，桌面上只是渐渐呈现出暗中做的“局”而已。
这是人们常常批评的一个现象，它破坏了圆桌会议公平、公开的规则。气愤之后，有人说，谁走到那一步，都难免会“做局”。那么，“谁”是“怎样”走到那一步的呢？这可以从一个典型的案例中看出端倪。
从走入工作圈子时起，S常常和周围的同事聚餐。一开始，他只是碰巧和谁相邻而坐，但是不管碰到谁，他总能和他(她)窃窃私语起来。他时而瞥视一下其他人，关注着大家的话题。有人问：“说什么呢，那么神秘？能不能说给大家听听？”S做了个鬼脸说：“没什么。”S他们共享了大家的谈话，又独享了一些亲密与神秘，好像比其他人多得到了一些什么。
于是，S发起的私语打破了圆桌边上的平衡状态，使他自己处于得到更多消息的、更受羡慕的位置。与他相邻的人常常领他的情，不加多想地享受了大圆桌边上小的亲密与神秘。
后来，S常和这些人里“关系”最广的T相邻而坐，通过T的关系，S和上层人物U联系起来。再后来，S提了职，做了U的助手，成为重要会议圆桌边上的决策成员之一。
这时，S已经不再和原来那些人在聚餐的圆桌边私语了，他和U常常在私下场合进行亲密的交流，他们做成了很多重要会议的“局”。
S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其他人可以在方桌边上或者其他什么情境里凭类似“做关系”的方式“成长”起来，问题是，为什么这样“做关系”的人容易“成长”起来，是什么因素促成他们由“做关系”走到“做局”的？这就触及中国人交往的文化心理倾向了。
中国人习惯于推着“关系”结群，而这些“关系”是充满“差序”和“等级”的梁漱溟先生指出，传统中国人将家庭中的“关系”推出去，由近及远地以“关系”组织社会，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来描述这样建立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后来，杨国枢先生用“泛家族主义”来描述中国人在社会组织中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在民间广为流传结拜故事反映和强化了这种特征。
“三国”中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是中国人结交的经典故事。说书人还说，这三位后来也认赵云为四弟，但是他们与赵云的关系显然比他们之间的关系远了一点儿。赵云武艺虽然不在关、张之下，但是他的地位却不能与这两位相比，他始终谨慎、谦虚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因为，这支队伍的领袖是刘备，谁与他更亲近，谁就可能处于更重要的位置。
“水浒”中称兄道弟的有一百多位，他们中间，阮氏三兄弟本来就是亲兄弟，还有一些原来就是一起占过山、闹过事的，这么些人凑在一起，远近亲疏就更复杂了。宋江成为梁山首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很多重要人物有过私交。这些人把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宋江推到领袖的位置上，他们自己的地位也就有了保障。
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家庭内外是一道重要的分界线。结拜的魅力在于它试图打破这个界限，使家外人成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自家人。这是一种有平等、平衡趣味的观念，用“水浒”电视剧的主题歌唱出来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
但是，我们的家庭“关系”是有长幼等级和远近差序的区别的。结拜本身不仅不能消除这些不平等、不平衡的意识，它反而强化着这种意识。
功利和感情交织着，使“关系”运作具有明暗相间的特征
有人考据说，关羽比刘备的年龄还大，因为刘备有半真半假的皇家背景，更可能成事，所以才拜他为老大。
由此，人们会说，结拜故事中的情义都是假的，结拜的真实动机就是为了权力和利益。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传统文化所宣扬的感情都只是表面的，人们行动背后的真实动机是功利的。
其实，人既是功利的，又是有感情的，通常二者不能截然二分，而是交织在交往之中。可能有人纯粹出于功利目的与别人结拜，这是一种搭便车的行为。而他能这样做，前提是存在着相信感情、讲究感情的社会心理，否则，他是搭不上这个便车的。
而且，正是因为感情成了交往中的一个要素，它要和功利交织着影响交往，所以，人们的交往才呈现出明暗交织的印象。
从一个角度看，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人们公开表达感情，暗地里实现功利目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以含蓄、隐晦的方式交流感情，使交流呈现出神秘的美感，中国人恰长于渲染这种烘云托月的美感。而真实的情况是各个角度所能看到的情况汇合的整体。
于是，感情与功利相交织着，使充满等级、有差序“关系”的运作具有明暗相间的特征。
深刻地反思和改造国人交往中的文化心理倾向，才能消除“做局”得以滋生的土壤
明暗交错是“关系”运作的固有特征。在一轮轮的“差序”关系中，对自己人能公开的对外人却常常不能公开，惟其内外有别，才能衬托对内的亲密。当这种“差序”与等级、权力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运作，就很可能产生在开会之前暗中“做局”的现象。
这种“做局”是功利的，但是它搭了我们的感情信念的便车。如果我们都相信人是性本恶的，不讲感情的，那么我们就会比较容易走到公开地以讨价还价的路上。那样，S也不会经过在聚餐的圆桌边上窃窃私语的结交过程而直接走到开会的圆桌前。
事实上，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社会里，人们的行动都不能完全脱离感情、价值的基础。社会理论家指出，西方现代人公开、公平地按照工具理性的规则行事，这种社会心理倾向是在价值理性(例如基督教的普遍主义信任)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是不能建立在纯粹虚伪和欺骗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社会正处于变革时期，我们对这些传统感情的信念在减弱，常常称“做关系”是在“玩儿”。但是，我们又隐隐地眷恋这些感情，有意无意地顺着传统心理倾向去做。
要解决传统交往的心理倾向与现代组织规范之间的契合关系，需要一个困难的过程。学习西方健全正式组织规范可以减小“做局”的空间，此外，只有反思和改造我们交往中的文化心理倾向，不给搭便车的人以机会，才能消除“做局”得以滋生的土壤。而后一方面是更长期、更艰难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