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学术著作里，收录了著名学者、高级知识分子黎鸣、陈奎德、温铁军等人的文章37篇，其中，以“哲学乌鸦、思想狂人”黎鸣的文章最多。在这本书里，指出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四伏”。可以肯定地说，这部书正是与《河殇》一同走进学生中间，一同引发六、四事件的导火索。
《中国的危机与思考》直接指出了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命运，黎鸣、陈奎德等人直接提出了自由、民主、科学既适应于西方，又适应于中国的重要论述，知识分子是“痛苦之先觉，理性之前驱”，是预言灾难的“乌鸦”。
陈奎德所著文章是《对解除社会危机的一些思考－－评新权威主义》。这是笔者现在在国内看到陈奎德先生流传于世面上的仅有的文章。陈奎德对新权威主义提出了质疑。文章认为：倘若实行新权威主义，人民必定不敢批评，也没有制度化的批评的机构和阵地。若是用高度集权的方式来保证现代化蓝图的“施工”步骤的实施，必定用权威来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因而，压制批评言论和剥夺反对意见就必然成为常规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这就必定使舆论一律、精神贫乏和文化单调成为制度化的东西。即使是仁慈、开明的统治者，也很难听到对自己的大政方针的不满的批判。而倘若缺乏这种舆论反馈的检验，同时没有公正的公民秘密投票反馈的检验，统治权威就总是身处“莺歌燕舞”、颂歌盈耳的环境和状态中，自我感觉总是极佳。文章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创造政治多元化的局面，达成有政策连续性的合理继承。”“须用法律真正保障新闻自由和舆论独立，使合法民主党派可独立办刊办报。”
对于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来说，《中国的危机与思考》无疑是全面的、深层次的理论武器，从《“球籍”问题与危机意识》到《中国社会改革的合法性危机》，从《批判传统中国文化，树立人类现代化社会公民文化的三大支柱－－自由、科学与民主》到《对解除社会危机的一些思考》，学者们一一举列了中国的文化、生态、土地制度、环境及人才、人口、教育等潜伏着的危机，
黎鸣这一时期的学术文章，无疑地都是充满了睿智与真知灼见，他在开篇中提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开拓视野、战胜无知、启唤悲剧危机意识。他认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悲剧危机意识则在不断演进的西方文明历史中逐渐焕发出伟大的理性之光－－自由、科学与民主。“西方的知识分子始终提防并不断为之苦思焦虑的是‘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无形的手’其实就是宇宙的规律－－自然进化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经济价值规律。”他认为：“在中国，几千年来实质上并不存在知识分子，即使有，在中国大量堆积的史籍中，他们的名字也完成被帝王将相、官僚士宦们淹没了。”他认为：“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中华民族能不能放下数千年古文明自负的重担，也仿照西方人重视社会整体的危机意识呢？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社会思想家、科学家能不能斗胆从此也学会一点‘乌鸦’的叫唤呢？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报刊、出版物、大众传播媒介能不能把‘乌鸦’的叫唤广泛变成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呢？”
这些“危机与思考”只属于赵紫阳时代。是赵紫阳的宽容与明智，才使这些智慧之光闪烁着万丈光芒，然而，凄天怜古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阻止悲剧的发生，他们的“先知先觉”虽然唤醒了知识界、文化界及学生的觉悟，引发了一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是，也引来了强权政治的憎恨，这部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随着六、四惨案的发生与赵紫阳的悲剧而一同成为历史的沉寂。
在这部书里，从一个侧面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的荒谬与破产，指出了两位思想“巨人”－－马克思与列宁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预言的严重论断失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预言被历史全盘否定，号称社会主义的全不是他那时候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所期待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列宁预言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更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正是这些推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国家，引发或潜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
危机是全方位的，但是如何克服危机呢？陈奎德认为：客观的态势已使我们不可能再紧锁国门，“自力更生”来解决危机了。我们肯定不可能脱离世界性的大潮、孤立于世界秩序之外去恢复秩序了，即使暂时做到，也必定是更凶猛的动乱的前奏。唯一的出路是列彻底地参与世界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格局之中，汇入基本潮流。而黎鸣对多元社会与多元政治更是提出了具体操作的框架图。
这些 “自由化”的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的，与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如出一辙；同时，是有了赵紫阳活跃的民主政治空气，才有这些充满智慧的思想理论的出现。然而，这些思想理论无一例外地，随着赵紫阳被废黜而成为历史的沉寂，这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被邓小平动用坦克捻碎了，后来又被“江泽民主义” 打入十八层地狱。从而被扫进了“废纸堆”，然而，这些“先知先觉”的很多思想观念－－所预言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在这十六年里几乎都应验了，并且，这些危机充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且，这些危机依然发生在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赵紫阳去了，但赵紫阳的思想和精神却没有去。是有了赵紫阳时代，才有了这些精神遗产在黑暗的苍穹里放射着耀眼的光芒。诸如《中国的危机与思考》这样的书籍还要沉寂多久？现在谁也说不准。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十六年来，再也看不到黎鸣先生那充满“危机感”的鲜明思想观点了，似乎中国再没有“危机”了，被强权政治驯化成一付不折不扣的犬儒主义面孔出来。他转而去研究“人性”与中国人为什么“愚蠢”去了，并大骂“西方哲学死”了。与陈奎德先生研究的《近代宪政的演化》、《海耶克》等著作的博大精深与自由思想有着天壤之别。
2005年6月6日
──原载《议报》第2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