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一周年的１９７９年６月５日，《光明日报》全力推出张志新系列报道以来，一直有一个民间传说：关于张志新冤案，还有一些重要的秘闻不 便披露。《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在回忆录（载《光明日报４０年》，１９１页）中说：从１９７９年６月５日发表《一份血写的报告》开始，到９月１２ 日登载《论张志新这个典型的时代意义》结束，３个多月中，共刊登有关张志新烈士事迹的长篇通讯、怀念文字、理论文章、编者按语、新旧诗词、照片、绘画、歌 曲、题词以及各种报道８６篇（幅），约１５块整版，１４万字。
在宣传报道中，对张志新受到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的情节，如临刑前割断她的喉管，是照实揭露呢？还是含糊其词呢？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关于这一情节是这 样写的：“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一个多月之后，在《走向永生的足迹》中，就直言不讳了：“１９７５年４月４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又过了一个月，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一文中，又增加了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内容：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
可见，张志新冤案在当时是逐步展露的，一些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细节，也是逐步由含糊到明确，慢慢披露的。在系列报道中，最后的报道最真实，最全面。如果后来不被有关方面要求结束张志新报道，是否还会透露更骇人听闻的秘密？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有人告诉我，刚从深圳特区南山区委宣传部长退下来不久的陈禹山可以回答。
陈禹山终于同意说出隐情
当年《一份血写的报告》，署名是孙钧、苗家生、陈禹山三个人，但真正的执笔者、采访者是陈禹山。孙钧、苗家生其时是《光明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陈禹山是《光明日报》记者部中写大稿的机动记者。
１９７９年５月中旬，陈禹山得知张志新冤案平反，立即向记者部主任卢云汇报，经批准后，连夜乘火车前往沈阳采访。陈在初阅了张志新的基本材料后，吃不下 饭，睡不着觉，立即采访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和女儿曾林林，然后又到张蹲过的监狱，现场勘察张住过的“小号”（只能一个人坐、不能躺睡的特小牢笼）和被割断喉 管的监狱刑讯室。在４天夜以继日地采访后，当晚陈流着热泪执笔写下了万字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稿子写好，请孙钧拿去省委送审（当时任仲夷任省委书 记，全力支持张志新冤案平反），通过后，第５天即坐火车赶回北京。考虑到今后辽宁站同志工作方便，陈禹山最后在稿件上把孙、苗二人名字署在了自己前面。文 章发表后，孙、苗二人见署了自己名字在前，非常感动。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１日，我在深圳南山找到了陈禹山。
年近６０岁的陈禹山，黑瘦而精悍，虽两鬓斑白，但眼镜后面眼神深沉。凝神沉默许久，陈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近２０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恳求他披露秘密，但他 都一一坚决拒绝了。而今，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２０周年”之日，他觉得，到了全部披露张志新冤案秘密的时候了。
几个小时的回忆，录音机记下了陈禹山保守了近２０年的张志新冤案秘密。
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 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 的“新生事物”。
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服，大 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２０来岁。死后其家属在狱中拿回他的遗物，发现被子中缝有一张伸冤状，详细叙述了冤案经过与伸冤理由，“三中全 会”后终于昭雪平反。
张志新行刑前已被逼疯
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于是张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胡耀邦批准宣传张志新
《一 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 “好像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 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
正 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 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噎说：“鲁迅先生的《纪 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 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 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了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 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 “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 的？割喉管不打麻药也是上头的决定？……在红色专政政治下，谁都说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那么到底谁有罪呢？
记得文革中，邓小平被贬到四川一个小地方工厂去劳动，没有人认为他还有出头之日，对他横眉立目、百般刁难，只有一位普通看守没有歧视他，没有落井下石，还偷 偷地行些方便，等邓小平又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时，这位看守没有将此当作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因为他认为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在迫害中作恶的人做的是鬼干的事，上级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具体怎么做领导天天看着你吗？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谁造孽谁偿还、这辈子还不完下辈子还，有的甚至还连累子孙还！
(红色铁蹄80年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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