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市科协自组建以来都是内部调人，（说白了就是走关系）又是一朝君子一朝臣，一个主席一把人，经常是帮派之间的勾心斗角，整天是什么“你的人” “我的人”的。据当时市人事局负责分配的人讲，科协根本就不要我，是他们硬给分进去的，因为恰巧当时有一个内部走门子调入的人,也正在同我一道办理人事关系，他们就用如不接收我就不给那个人办手续的方式才将我分进去。就这样，我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应届毕业生被人事局硬分进了市科协－－我命运的悲剧便从此开始……..
这是一个以裙带关系组成的小团体，仅不足四十人中就有三个市长级的子女，其余又几乎近八成是局长级子弟，唯独我没有任何背景，只有手里这张小小的调令！开始他们把我分配在科技报做编辑，可时任总编于某却从我开始工作的那天起，至一年后我离开小报为止，一直都没有让我做上一天的编辑工作，除了校对就是写信封，打杂。一校，二校，三校，清样，直到送审出报后交换给省市领导及各有关单位人士，都有我一人完成，经常是下班后不能回家，工作到很晚，当时学会部的周国英（后来在组宣部我的时任部长）也常加班，有时我们会闲聊几句，一次她对我说：“小张，这里的人事关系太复杂了，做事要用点心计，不能多说话，你知道谁是谁的人？也不能就这样光顾着傻干，这里的学问大着呢…….”那时我并没把这话当回事，现在想起来，也真算是苦口婆心的经验之谈了（这是一个多么险恶的世界啊）！我下乡十年，脸朝黄土背朝天，喂猪喂人，刨侧所，屎渣子都迸到嘴里，什么苦没吃过，这点工作压力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无论多晚回家，第二天总是早早的来到单位，打水擦地，搞卫生……我想我就这样一直干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感动他们的。.然而，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越是拼命干，他就越是给我加码，只要看到我闲着，就会立即将一打又一打的信封甩过来让我写，一次他突然对我说：“小张，这里的条件就这样，你如果受不了就调走吧……”这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似乎也让我明白了一切，原来我这样任劳任怨辛辛苦苦地干了大半年，竟然还是没有被他们接受，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他竟把这话当成了家常便饭，时不时就来上一句，更为恶毒的是，他竟然当着我的面给每一个人发记者证，就连做发行工作的工人都有，唯独没有我的，终于我忍耐的底线被打破了，这是我头一次用质问的口气和他说话，我问他我的呢？（记者证）他说你的以后再说,……随后我找到主席，主席却说：“这是他的权力，你要和他商量”。。。。。。我不想乞求，更不想商量！
终于有一天总编对我说，你到办公室去吧，你的工作另有安排，原来等待我的竟又是一个临时工作。和办公室的两名同志一道被抽到市公检法三部门做社会调查工作。几个月回来后，科技报从此就再也没有我的位置了。领导又找我谈话，还是让我调走，就在这时周国英突然找到我说：“小张，科协要组建组宣部，我看你行，跟我干吧！”她的话如同一声霹雳，震撼在我一片漆黑的绝望之中，我当然是一口答应并立志要拼命工作。第二天，她便给我办了工作证，看到职务一拦中添写着“干部”二字，我竟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立即跑进侧所，泪流满面，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云留不住雨，眼睛也藏不住泪，它不流在脸上，也要渗进心里）刹那间，压抑在心中所有的委曲，痛苦与不幸都在这一场痛哭中烟消云散了！终于我被承认了！－－被科协作为一个国家行政干部承认了，从此我有了名份，有了一个职务和职称，不可以再作为临时工作人员被踢来踢去了！
当时周部长安排我做信访工作，每月的二十四日是接待日，由我主持，二十三日在哈报刊登公告,主要是落实科技工作者政策，（文革中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在这个工作里我如鱼得水，游行自如。每到接待日那天，科学宫前庭便挤满了上访的人，我只好一一登记预约，定时接访，在这繁忙的工作中，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人生价值，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千里马，可当时确实有一种遇到了伯乐的感觉！就这样我不辞辛苦地为上访者奔走呼号，并乐在其中，不知为什么我就像是他们中的一员，为他们做事就像给自己做一样，很多时候我都被他们的遭遇深深感染，这里有同情也有责任，我热爱我的工作，也热爱我的这些上访群众！也许是当时的信访工作比较好做，不像现在这样复杂，只要找厂长，书记或基层科协组织，有几个来回就能基本得到解决，在遇到特殊困难时，部长便亲自出马，再难一点的，就找市委，当时有一部电话直接跟李根深（时任）书记联系，有许多上访者也很通情达理，总是对我说： “小张，看在你和周部长的面子上，我就让一步”…….结果结案律基本在百分之百。这期间，经常有感谢信和表扬信送到部长手中，我的工作也在整个科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似乎又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又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们到领导那里要求撤换我的工作，他们大叫着说：“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她干，她又不是党员，她站在谁的立场上”！（这些话都是周部长亲自告诉我的，她是想提醒我，让我注意点）渐渐的我发现，在我周围好像总是有那么几个人在故意找茬，又总是拿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敲打”我。一次，一个刚刚结婚，度蜜月回来的男青年竟然对我说；“你知道我和我爱人在度蜜月时都说了些什么吗？还想当作家呢，连男婚女嫁都不懂，我们新婚之夜干的那事你能写出来吗…….”他这话让我感到一种奇耻大辱，当时我是一个没结过婚的大姑娘，虽然是爱好文学，也经常发些小东西，但对男女之间的事还是一个盲点，气恼之余我便反击道：“公猫母猫！猫狗的叫春声，连三岁孩子都知道！”………没想到我的这一番话竟引整个办公室一片起哄声，那些日子，我几呼要陷入群起而攻之的灭顶之灾了，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围攻我，当然我也从不示弱，水来浆挡！
我这人生性耿忠，又心直口快，还有点疾恶如仇，这种无形的歧视早以让我深恶痛绝，有时看着他们那种居高临下，审视着我的目光，真有一种羊在狼群中的感觉，我对自己说，不会吃人也要露出牙齿，黄鼠狼专咬病鸭子。。。。。。难道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吗，高干子女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只是凭一个血统就能定终生吗，在他们眼里，我这样一个即没根底又没背景的小老百姓，竟能走进他们“世袭的皇宫”，真是触犯了“天条”，是不是！除此以外，真是不知道我到底在那一点上将他们得罪，竟能对我有这样大的仇视，就因为我不是他们那个阶层吗，就因为我出身贫寒而他们高贵吗…….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我的心理和人格都在受着伤害！忍着就像一个傻瓜，不忍又成了疯狗……（你的自尊在那些居高临下的眼睛里也会变成一种仇恨）。记得当时有一位哈市邮电学校的老教授，在我帮他圆满解决问题后对我说：“小张，你的性格不适合在中国呆，我给你办到波兰去吧，我那里有亲戚”，我说：“我到那能干啥”？他说：“你就是卖报纸也比在这活的好”，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现在想起来，才真正懂得了他那句话的含义和重量，真像算命先生一样灵验啊，灭顶之灾就在眼前，而我却连一点察觉都没有，（所以，在这里，我要劝一劝年青人，有些时候一定要多听听老年人的意见啊！）
终于在我这样兢兢业业干了近四年以后，不但没有被得到真正的承认，反而却成了他们蓄意制造的那次所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牺牲品！正如我在“输的起赢的起你耗的起吗”那篇文章中所说，这并不是一次什么改革，而是一次腐败！，是时任市长李嘉庭为了名正言顺地将他老婆安排在市科协并破格提职升级（从小学老师一越而为国际部部长正处级）所搞的一次人事腐败的大阴谋！当时我的部长也无可奈何，她对我说：“小张，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有重要人物叼着你……”我说：“部长，你该咋办就咋办吧，我决不为难你！”就这样一句“被重要人物叼上”，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考试考核与考评，全科协领导，从主席到秘书长，甚至于我的部长，我看到那些天她总是在跺着我，（可我不怨你啊我的老部长！这只能怪我自己，你对我的好我知道，并永远记在心间！原来，那只是一次我一生下来就早已注了的无法蒙受的恩宠，是一次很美丽的错误！）没有人找我谈一次话，也没有任何决定文件和说明，只是在大会上一次公布，就将我列为待聘人员而剥夺工作权力至今！我这样一个一直夹在他们这些裙带关系网中的“眼中钉”，“肉中刺”终于被拔掉了…….（拔掉了，清除了，你们也安心了，是不是？我知道森林里不会生长同样高的树，我也不会要求与什么人平起平坐，我要的是我自己的位置，我自己的高度，难道连这一点公道都没有吗？老天爷呀！）
是啊，比爹不行，比比自己我还是不行，下乡十年，直至返城上学，从来就没有干过一天好活，很多知青在下火车后就直接将鼓鼓的手提包拎到连长家，第二天连长的孩子就能穿上城里最“时毛”的衣服，他们也很快就能捞到一个好工作，什么老师，卫生员之类，而我从来就不懂这些，非但如此，天生爱讲实话的毛病又几乎让我走进反革命的队列，当时有个连长曾这样评价我说；“你看那张慧来，干什么不行，要笔头子有笔头子，要嘴茬子有嘴查子，她就是不了解这社会！”
是啊，小人物就其一生能有几次机会，这是我用辛勤的汗水为自己创造的机会，高考复习时我一边登着缝纫机做“外件活”一边背题，这张文凭对一个没有根底，没有背景的小人物究竟又有什么用？那一张人事局的调令又给我带来了什么？是啊,跟北大学子比起来我又算什么？一张北大文凭，也竟能与街头买猪肉的小贩连在一起，这又该是谁的悲哀？！是自己的还是国家的？！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