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张在十四日到十八日间心理微妙变化，但他们和“心理惶惑，犹豫动摇，而因十七日周恩来等来西安后，态度又突趋强硬。”来描述此种变化，显然未能揭示张的内心世界。
张在西安事变初期，对西安事变抱有过高的期望。甚至有这么种说法，他们准备在十七日“交人民公审”蒋。但要这样做，必须先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张心急如焚的盼望苏联支持他的喜讯。真是望眼欲穿，直到十四日仍未能盼到，这不能不使他开始担忧。正如俗话所说“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可以想像张盼不到俄援时的失望心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能不“惶惑”吗？能不“犹豫”吗？张努力控制自己，苦苦思索退路，不得不将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从原来定位为“革命”，调整至西北独立或半独立局面。张将目标调低至他自认为有把握的程度后，反倒平衡些。似乎给人的印象“又突趋强硬”，又因他知道苏联大概不会支持他，总会援助中共吧！因而紧紧拉住中共，故做镇定，给中共极喜不极忧，以能稳住中共留在三位一体中，更给人“又突趋强硬”的印象（第一中共始终不肯公开三位一体；第二苏报纸那样严厉的指责张，中共会不会为了避嫌而与他划清界线呢？不能不使张担心中共也像苏联那样抛弃他。）持“政见之争”论者不乏其人。张与蒋到底哪些政见分歧呢？是“安内与让外，熟先熟后”吗？张比蒋更极积“安内”，且手段也激烈得多。如张的“坚决肃清东北军内的反革命”、“肃清蒋系势力”、“用战争为‘抗日’开道”，扣蒋及南京中央政府官员，枪杀蒋孝先、十六团团长、杨守霆、常节槐，以及王以哲、徐方、蒋斌、宋学礼，追杀何国柱等。
是“联共”、“联俄”吗？恰恰是张知道蒋也要联共、联苏后决定枪在蒋之前“联共”、“联苏”。所不同的是，蒋的联共、联苏是为了解决国家危机，而张的“联共”、“联苏”是显示坚定的革命立场，以能像盛世才那样得到苏援。因而一定要抢在蒋之前联共、联苏。
是抗日吗？张抗日？“九一八”、锦州、热河之役，哪一次张抗过日？直到西安事变前夕，张抗日情切的成立抗日援绥总司令部把东北军缩至兰州一线，待得苏援后再把蒋系势力从西北清除出去。只是“用‘爱国抗日’的话向内向外活动”而已。他们内部相互交流，用对内语言系统表达的真实想法是：“立刻与日军接触，条件亦不成熟”，“七七”抗战后，张手下激进的抗日豪档的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可是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哪一个上前线与日军拼杀呢？
中共抗日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与该世纪初的俄国极相似，日本不惜市价是从芬兰买了五万支枪给列宁，让列宁发动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从西边牵制俄军主力，使之不能增援在远东与日军拼杀的俄军，从而战败失去库页岛等。列宁说：“日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日本帮我们缚住俄军，有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天下英雄之见略同”，毛在该世纪七十年代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团时说：“应感谢日本（侵略中国），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在批判彭德怀时曾说“要是彭不发动‘百团大战’的话，日军可能战领河南，我们根据地可扩大到河南。”抗战胜利前夕，日军败象已露，全国同胞喜在眉头，可毛却万分惋惜“日本失败得太快了，要是晚几年就好了，这样我们可多准备几年，准备得更充份些……”。毛的抗日是让日本缚住蒋的手脚，以能让他大力发展，日军铁蹄践踏中国的领土越多越好，他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国人民做亡国奴的时间越长越好，他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
再看看中共在抗日中的表现吧！毛为中共制定“一份抗日，二份妥协，七分发展”的方针。但是抗日要流血牺牲，而发展可立杆见影，壮大山头后即可迁升。因而到了下面就不是这个比例了。就以中共叫了多年抗战后，出军第一战平型关战斗为例。当时林彪 115 师二旅建制，加上独立团共五团十五营四十五连。真正出力抗日的只有外号叫“猛子”的曾贤生连长率领他那一连人，袭击停放在“老君爷庙”西南干河滩上的日军十余辆汽车，掳走汽车上的军大衣等。真正出力抗日的只占四十五分之一，这就是中共的平型关歼敌真相。他们撤出战斗后，即向全国广播宣称他们击败万余日军。又编造了伏击日军的神话，把袭击停放在干河滩十余辆汽车的曾贤生连搬进伏击战中。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作者都重复中共平型关伏击日军的说法，没有人问一下，能在这样的地段（傅作义制订用五支兵力，围歼已于九月二十三日窜至团城口的四个大队日军计划中，分派给林彪出击的地段，即能在日军岗哨旁伏击日军吗？）；这样的时间（五支军队同时出击的时间）伏击到敌人吗？
再看看中共所描述的伏击战“二百辆大车紧跟在一百辆汽车，后面于九月二十五日凌晨进入伏击圈‘又’下大雨”。二百辆中世纪的畜力大车，在雨中和雨后泞泥的黄土路上，经过彻夜艰辛的跋涉，居然仍能紧跟在现代化的汽车之后？且如此严谨在检阅台下也难完成的队型是疏忽大意？再加上所运的只是九月份倘不急需的军大衣。何不在大白天用十余辆汽车多跑几次，轻松的完成同样运输量的任务呢？如此文字也能重复至今。
近在咫尺的四个大队日军，眼光光的让林彪搬走他们的军大衣，他们为什么不保护，他们的运输兵呢？这是因为我另四支抗日健儿正在围歼他们，他们已处境垂危，再无力支援他们的运输兵了。倘若林彪真的拿出一份力量抗日，用一个营的兵力，从背后突击这股已处境垂危的日军再用二份兵力吹号呐喊助威使敌丧胆，此敌可歼。林彪不但虚晃一枪即撤离战场。且向全国广播，宣称他们已将万余敌击溃。正如拿破仑所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荣誉、军功是军人冒死杀敌的动力。现中共宣称他们已将敌人击溃，即使战死也无荣誉，军功可言，谁还会冒死杀敌呢？前线不溃乱才怪呢！中共如此行径使蒋伤透脑筋，又无法处置，无可奈何的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写道，共产党之投机取巧，应切实注意。此辈不顾信义之徒，不足为虑，吾当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应之。“著名的学者黄仁宇在他的大着《从大历史的角度谈蒋介石日记》一书中引用上述日记。似乎责怪蒋心襟窄狭，中共在平型关勇歼暴日后，蒋仍无任何对中共推心置腹的信用”。黄被认为是尊蒋“反共”的。事实的真相如此令人吃惊！中共的所作所为，比最“反共”的文人，往最坏的方面想，所能想象出来的还要离谱。
蒋当时的处境，比最尊蒋的学者，往最谅解方面想所能想像出来的还要艰难。从“九一八”到“七七”是蒋对中国贡献最大的时期。蒋苦苦思索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走。他看到中共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武器损失严重，极欲从苏联取得武器，立即顺势诱导，劝说中共并给中共靠近外蒙的绥远五个县做为据点。这样既可避免中共以打通国际线为由而挑起的内战，又可让中共引发日本与苏联冲突，从而不再为害我国。但中共要用中国人的鲜血保卫他们的“共产主义祖国──苏联”拒绝蒋的劝告。
本文有关资料取自
《西安事变新探》 杨奎松 着
《细说西安事变》 王禹廷 着
《张学良与苏联秘密会唔》 焦绩华 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