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土生土长，作田、种菜、放牛，受着纯正的村野生活的养育和熏陶。后来学木雕，成了闻名乡里的“芝木匠”。
齐白石有“孩子气”，即“老小孩”似的天真、可爱。譬如一只青蛙被水草拴住了后腿，另外三只不施救助，坐而旁观；两只小鸡争食一条蚯蚓，但又免不了“他日相呼”；一只老鼠跳到称钩上戏耍，题为“自称”；一群蝌蚪明明看见水中的荷花倒影，却争相追爱；经常画钓杆垂于水面，再画几只小鱼游过来，题为“小鱼都来”；他画小鱼丝瓜，说“小鱼煮丝瓜，只有农家能有此风味”；他反复描绘老鼠偷油，虽有“寒门只打一钱油，哪能供得鼠子馆”的憎恶，但更多的是玩赏鼠儿的乐趣；当他画出一只老鼠咬着另一只老鼠的尾巴时，忍不住写下了“寄萍老人八十五岁新造样，可一笑”的题记。
齐白石的画中总是响彻着一种世俗的、生意盎然的愉悦情调，满眼天趣之中透露着对劳动生活的挚爱和信赖，俗中寓雅，雅中见俗。譬如矗立的半截荷梗诉说着莲蓬刚刚收获；偶尔立在梗顶的蜻蜓，昂头翘尾展翅之势，给人一触即飞的灵动感。即便是那些已经离开泥土的白菜、萝卜，也都那么鲜嫩、水灵，仍然那么生机勃勃。就与他画的虾、鱼、小鸡一样，贯串着生命之歌；就像他画的篱笆、稻束、柴耙一样，让我们联想、思念着齐白石充满着“蔬笋气”的乡野生活。这种生活之歌、生命之歌，就是齐白石用他的笔墨精神谱写的。
白石老人绘画艺术的“蔬笋气”渊源深远，蕴意厚重。他虽避乱北京二十余年，但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不能不对他甘为“走狗”的廓大胸襟刮目相看。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孕育和催生了他的“衰年变法”，成为他成就一代宗师的转折。
白石接受陈师曾劝告，以“不欲人知，致饿死京华，公等勿怜”的决心开始变法，已是五十八岁了。促使他下这个决心的是四个方面的因素：他的画别人不喜欢 (“予五十岁后之画，冷逸如雪个〈八大山人〉，避乡乱，来京师，识者寡”《五十七岁日记》)；自己不满意(“予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题画》)；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友人师曾劝其改造，信之，即一弃”《五十七岁日记》)；下决心改造画风(“从此决定大变”)。他谙知变法不易，衰年变法更不易，所以才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进行着攻坚守隘的拼搏。
在那“扫除凡格”，“关门变更”的岁月里，他握笔把刀，日不暇给。不是“涂黄抹绿再三看”，就是“夜长镌印忘迟睡”，在藤椅上小憩，在床上假寐，以致在厕所里小解，星星点点的光阴，他都不肯放过。一天到晚，古人册上的山河湖泊，同辈腕底的飞禽走兽，自己笔下的花鸟虫鱼，无时无刻不在交叠闪现，一旦打出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腹稿，便提笔蘸墨，泼写再三，往往同一腹稿，要画几张，几十张之多。陈师曾指出白石的画“还有樊篱圈着”，并把吴昌硕的画送给他看。
齐白石没见过吴昌硕，但对他在艺术上的独创精神和取得的成就十分敬佩，他把吴的画挂起来，远看近瞧，口中喃喃自语，像是着了魔，晚上躺在被窝里还盯着墙上的画，用手指当空比划着。他想起“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的一颗印刻着“青藤门下走狗郑燮”，于是吟成一首：“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人)远凡胎，缶老(吴昌硕)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鲁迅甘做“孺子牛”，白石欲为“看家狗”。
自此，他的画作不论花卉、山水，都已明显跳出他人樊篱，自家法出，不假古人欺世。陈师曾在醇香艳花的陶醉中，挥笔疾书道：“一日不见如隔秋，三家神犬功自酬。我欲借之乘风去，为我中华雪耻羞！”这后两句诗是指陈师曾带着齐白石的画赴日本展览，轰动了日本，也震撼了北京画坛和商界。齐白石的名字和作品，被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到处颂扬。陈师曾打趣道：“白石先生，从今以后，你不必再为青藤、雪个他们转轮为‘狗’的。”齐白石连连摇头道：“不敢这么说。在所有古今名贤面前，我永远是一条忠实的走狗。几时我还要刻一方印章：‘衡恪门下走狗齐璜’！”
而支撑着这种“永远做一条古今名贤的忠实走狗”的信念的，要数他的那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笑骂由之，我自坚持”的豁达和勇毅。白石在《印说》里说：“子之刻印，少时即刻意古人篆法，然后即追求刻字解义，不为摹、作、削所害，虚掷精神。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白石篆刻以不摹、不作、不削的创新闻名于世，与其画并称。他不为名所误所累，对人誉人骂皆豁达“两笑”。前“一笑”，透着自信、谦虚、宽容。后“一笑”则表明这位大家的胸襟广阔，趣味恬淡，神情轻松。笑骂由之，是一种超脱；惟超脱方可逃出自我束缚，避免自我封杀。放开手脚，大胆探索，不落俗套，专心致志，不为名而着，反而促其大成。正因为有了这种笑骂由之的豁达与宽容，才会有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这种意志和精神促成了白石的艺术经历“衰年变法”之后达于艺术巅峰。
知恩图报乃君子之德。齐白石就具备受人恩惠永世不忘的知恩之德。胡沁园是最早教白石画画做诗的恩师。他写了许多怀念恩师的诗文书信，如《看菊怀沁园胡宅》诗云：“青鬓乌丝来晚翁，年年佳日喜秋风。红云满地闲看菊，犹记停车谒沁公。”有一信寄胡沁园曰：“年别公后，眠食欲废，奈何委画者颇多，一无应命，知我惟公，想不罚我也。黄画小幅一，其品清逸，寄一奉公置之……”思恩之情，可见一斑。陈师曾是第一个劝齐白石改变画风，并促其完成“衰年变法”，致使齐的画由工细清秀变为飘逸冷峻，进而变为厚重雄浑、大气磅礴。又是陈师曾第一次为他在日本办画展，声名大震，白石没齿不忘。在陈去世三年多以后，白石还写诗怀念亡友恩师：“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胸中俱能事，不以皮毛贵。牛鬼与蛇神，常从腕底会。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我言君自知，九泉勿相昧。”这样还觉不够，于是，在大暑天，不顾炎热和蚊虫叮咬，连续两晚把这些事详详细细告诉儿子齐良迟，让子孙们都记得人家的好处。
葫芦蝗虫
最难能可贵的是齐白石从不委身于人，绝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血性男儿的磊落光明和铮铮铁骨，堪称民族之脊梁。
一是不近官场。四十岁时，白石到西安结识了陕西臬台樊樊山，樊很赏识、器重并同情他，想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慈禧太后保荐他入宫作画。朋友电劝他走臬台门路，谋个一官半职。夏午诒也要为他捐个县丞。但他一一谢绝了，并在《藤花》的画面题上“柔藤不借撑持力，卧地开花落不惊”的诗句，又刻上一方“独耻事干谒”的石印以公开表露自己的心迹。他的题《菊》诗说得好：“穷到无边犹自豪，清闲还比做官高。归来尚有黄花在，幸喜生平未折腰。”他宁愿在北京做个“流浪者”，住在法源寺做“半个和尚”，背着“外省人”“外来户”的名声时时遭到围攻而不怨、不悔。
二是痛斥贪官污吏。他的题《不倒翁》诗曰：“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在旧社会，人民痛恨贪官污吏，但敢怒不敢言，齐白石却通过艺术形象，寄予刻骨的仇恨。
三是拒斥日伪。“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齐白石痛恨万分，拒绝将画卖给日本人和汉奸，并在家门口贴上两张告示：“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可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到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有一次日本人逼他宣扬“中日共荣”，他不从，被扣留三天，便写下了“予子孙永不得做日本官”的遗言以表抗拒到底的决心。有时不便硬拒，就变通手法与日本人作斗争。在一首题《蟹》中写道：“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都表现了白石老人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民族气节。
蜻蜓
齐白石虽然属于上个世纪，但齐白石艺术并没有成为过去，对于二十一世纪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欣赏者，都具有范式意义。齐白石的借古开今的创作道路，表明他已经充分认识到继承传统是创新的重要基础，而创新又是继承的必然发展。齐白石艺术是以关爱自然、讴歌和平为旨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已经潜入了他的灵魂深处，时刻引发大地之子的心灵悸动。对于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自由生息的花鸟鱼虫，他不能不想着它们，爱着它们，表现它们，再造它们的形象和神灵。正如齐白石在获国际和平奖时曾说：“正因为爱我的家乡，爱我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此花费了我毕生精力，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写在诗里。直到近几年，我才体会到，原来我追求的就是和平。”齐白石具有守护“通身蔬笋气”的精神家园的高度自觉和炽热的情怀。这个精神家园，对于艺术，对于文明，都是安身立命之所。齐白石的守护，或赞颂，或揭露，或劝诫，或拒斥，倾注了一腔热血、一生赤诚。
继承、变革、创新、开拓、与时俱进，永远不要疏离民族传统，须臾不要离开人民土壤，不要让铜臭气、脂粉气和世俗气抹煞了“蔬笋气”。或许这就是齐白石艺术精神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意义。(冰 静 《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