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胡锦涛外交频频出手，先是访问俄罗斯，与俄国总统普京举行峰会并签署联合声明，7月3日结束后，稍事休整，随即又于7月5日又去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办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接下来马上出席于７日举行的G8工业国首脑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国首脑对话会，并将同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四国首脑会晤。风尘仆仆，机心勃勃，携金带银，令人刮目相看。
北京此行，特别是访俄之行，何所为而来？
其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胡之访俄以及为《上海合作组织》打气，在国际战略上，自然是制衡美国，联手抗拒“颜色革命”；在经济考量上，则是为解决中国能源紧缺问题，目光瞄准了俄国蕴藏丰厚的油田。
人们注意到，北京最近的外交风格比较张扬，不像过去那样韬光养晦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外交上反对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反对美国对人民币问题施压，以及与欧洲的纺织品贸易摩擦等。这次访俄，胡锦涛和普京在举行峰会后签署档，意有所指地说：“必须和平解决分歧和争议，避免采取单边主义的行动，不要采取‘勒令政治’，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反对“在国际事务中的垄断和支配。”而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在联合宣言中，也以强硬的措辞呼吁西方国家（主要指美国）应该定出使用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军事基地的最后期限。通过诸种蛛丝马迹，可以发现，北京最近的舆论导向有一个明显焦点：增强“大国意识”，要以强硬的姿态与G8展开对等的外交活动。同时，今年北京还张罗了一系列经济领域的国际会议。上述这些北京高调外交，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最近国际社会及其传媒蜂拥而起，对“中国崛起”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一位北京的外交人士指出：“中国认为与被动躲避外部压力相比，主动向国际社会阐释自己的主张更加有益。” 北京高层，或许是觉得自己底气已足，再不必遮遮掩掩了；或许是觉得既已曝光，韬光养晦已不再有用，于是高调飞扬，“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不过，检讨和评估一下实际到手的成绩，人们要问，胡锦涛如此风风火火财大气粗的对俄外交姿态，收获了多少实在的外交果实呢？遗憾的是，从目前看来，效果相当有限。
除了获得一些言辞上的空洞抽象的支持外，一旦涉及具体承诺，俄国马上像缩头乌龟一样，口将言而嗫嚅，不知所云了。
对于中国最为迫切需要的更多俄国石油和天然气，特别是中国同日本竞争的横贯西伯利亚的石油管道项目，北京都没有得到任何具体实惠。
虽然说要加强两国间的武器交易，但俄国看重的只是中国的钱包，至于真正的高精尖武器，对不起，还是留的自己用稳妥些。甚至，俄罗斯把比较先进的苏凯战机（Sukhoi Su-30）宁肯售予印度，也不卖给中国。
没有一个国家是省油的灯。何况中俄这两个在历史上充满了恩怨情仇的邻国。
从历史看，从地缘政治看，整个20世纪，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最大的两个国家，一是俄国，一是日本。日本的罪行昭昭在目，无须多言。俄国的劣迹，则是利用不平等条约，强行掠夺中国东北部相当于一百多个台湾面积的领土，并曾长期占据旅顺等重要出海口。但最大的戕害还不在这里。最主要的罪行，乃是当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指挥下，史达林牌的共产主义于1949年君临中国。从此，中国大祸连年，运动不断，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七千多万，实为亘古未有！仅是可以“永载史册”的特大罪行，就有“反右”、三年人为“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文化大革命”以及“六四屠杀”等等。
目前，虽然中俄在抗美方面有若干利益交集，但两国仍存在其他的基本利益冲突，存在国际战略上的竞争。作为比邻的大国，中俄都在谋求崛起，成为世界“超强”。中国经济虽然已起飞，但俄国基本完成政治改革，也开始步上经济迅速前进之途。目前，俄国经济总产值已达中国的一半，按人口均摊下来，是中国的五倍。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突然爆发能源危机：电力短缺，24个省市拉闸限电；原油短缺，进口依赖已高达40%， 心焦火燎，急需石油，作为竞争对手（战略伙伴只是口头上的），俄国岂能白白给你紧急输血，以救燃眉？ 不拿你一把已是好的了。
今天，北京当局在表面亲俄的姿态后面，实质上是在要求俄国认可其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不能不引起俄罗斯精英阶层的反感。作为中国的昔日“老大哥”，这种民族情结是不难体会的。俄罗斯是否准备承认中国的野心、利益，以及应付来自中国的挑战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此外，在中亚地区，中国同俄罗斯的利益也不能完全重合。中国目前正在不断增加对中亚地区前苏联共和国的影响力，这导致俄罗斯精英阶层的警惕。
虽然普京在口头上对胡锦涛甜言蜜语， 但在俄罗斯精英阶层（特别是其欧洲部分）的内心深处，仍然把俄国定位于一个欧洲（文明）国家，仍然把与欧州和美国的关系看作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核心。而对中国，他们的内心是蔑视与嫉妒混合的复杂情绪。他们的对华感情倾向恰如俄国《专家》周刊所说，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该怎样同人友好相处而且总是在自己最方便的时候出卖盟友，因此俄罗斯不值得将更多的赌注放在同中国建立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上。
莫斯科卡内基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米赫耶夫说：“俄罗斯至今仍然将赌注下在同中国发展双边关系上，但中国现在却极力想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展开对话。”
这就是潜在的冲突之所在。
可以想像，中俄关系未来将变得更加变幻莫测，更加复杂微妙。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边疆区的领导人伊沙耶夫(Ishaev)认为，中国并不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过10年到15年之后，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可能将会变得更加冷酷，对俄罗斯来说，中国仅仅是历史上某个特定阶段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战略性的同路人。
中国外交战略
平心而论，北京当局的外交衙门，自钱其琛以来，除了个别“红卫兵”外交官李肇星以外，比起其他中共衙门来，从技术层面上讲，还算是做得还是不错的。然而，何以效果不彰呢？
有人或许不以为然说，华盛顿一所独立民调机构佩尤不是最近公布在全球有不少受访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大于美国吗？何以能说效果不彰？该民调结果，当然值得白宫特别是其公关部门检讨。但也应看到，美国是国际员警，她的角色与别国都不同。员警容易得罪人，容易遭致反感。正像任何正常社会的员警都容易引起民众反感一样。但公众也知道，反感归反感，我们还是需要员警，正常社会秩序离不了员警。美国的情况正是与此类似。倘若我们拿中国与相似地位的非国际员警国家－－譬如日本－－相比较，就可看出端倪。在那张民调表上，过去曾对亚洲和世界犯过重大罪行的日本，在几乎所有被调查国家（除巴基斯坦外）民众心目中，形象都比中国好。因此，客观而言，中国的国际形象即使不是最坏的，也是不入流的。 个中原因何在？
这里涉及北京当局的外交战略思维问题。自1989年六四之后，北京致力于把外交与内政分离，在外交上竭力讨好各主要西方国家，有些政策，即使心理上强烈反对，外交上也仅仅投弃权票，在国际上极力充当“和事佬”，以此化解国际社会对自已的敌意，以维持自己的一党统治。但在国内，则极力抗拒西方民主自由价值，在对内部民众的宣传上竭力诋毁西方，诋毁“西化”。他们为保权力垄断，强硬镇压政治异议，不惜侵犯基本人权。这里的外交思维核心，就是：在人权原则普遍高扬的当代，竭力奉行19世纪欧陆式的“主权至上”原则，极力把“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绝对化、神圣化。以此拒绝国际社会对自己内政的批评。
有鉴于此，当笔者听到前段时间有学者企图挑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条政治学原则，就丝毫不觉奇怪了。事实上，北京在理论上恰好需要打破这一原则，来为自己抗拒国际社会主流价值打强心针。
北京的如意算盘是：外交是外交，内政是内政。我在国际上遵守大国间的国际游戏规则，我们可以做好朋友。至于我的内政如何，制度怎样，我怎样对待管教我的子民，对不起，请你少管，内政不容干涉。这叫“井水不犯河水”。大家最好相安无事，各自赚钱为上。于是，所谓“外交不是内政的延续”的理论，遂应运而生。
这一招，当年毛泽东也干过。在其统治晚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毛在内政上愈来愈左，在继续革命的高调下，日益意识形态化，把中国社会压制得鸦雀无声，贫困野蛮，但在外交上（为抗击苏联）却走向极右，同西方的右派首脑尼克森联手，以谋取外交利益。然而，这一内外分裂的政策的后果如何呢？
后果众所周知：树倒猢狲散，毛死左派息。内外政策的左右分裂终于难以为继了。后来，邓、胡、赵联手，内政向外交方向靠拢，导致了稍微文明一点的八十年代中国。
但是，自1989年六四以及不久的“苏东波”大变局之后，北京政权再次呈现出内外分裂的诸种特征。然而这一外交与内政分离的政策，正如毛时代后期一样，虽然撑过了十五（柏林墙倒塌后的局面），但已难熬过初一了。目前，愈来愈过时的政治体制已经越来越支撑不下去了。近来在乌克兰和中亚的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发生的“颜色革命”，声势迫人，频频给北京的外交与内政敲响了警钟。
实际上，在风风光光的北京外交的灯红酒绿下面，掩盖着根本性的严峻情势。这一点，连中共党政军高层的头脑冷静人士，也日益焦虑地看出了。近年来颇为活跃的刘亚洲将军，在公开演说里就指出： “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尼，再加上台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刘亚洲：《信念与道德》）连这位军方权贵也清楚，被民主国家包围是中国外交的“长期效应”。实际上，是中国外交的“癌症”。它意味着中国长期面对带敌意的国际环境。这种敌意环境是不可能靠外交上的一些小聪明小技巧来化解的，是不治之症。即使一时缓和，它仍会卷土重来。坦率说，中共外交界不乏人才，有些人玩这些技巧比外国人高明许多，有时真击节赞叹中国人真精明。但是，巧妇难为无米（良好内政）之炊。光靠这些外交技巧仍无助于大环境的改善。须知，根本大环境的改善，关乎内政，关乎北京愿否进入基本的文明的国际社会，关乎它愿否接受普世的主流价值。鉴于此，不难发现，外交与内政，其关联是相当深刻的。
在内政未曾制度性转型之前的中国，它的经济崛起，在在使人不由自主，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迅速崛起；而目前中国与美、俄、日等国，在中国紧迫急需的石油能源上的讨价还价的外交折中樽俎，又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与日本之间关于日本所需石油的失败了的双边谈判。对中国而言，人们有这些联想，并不是好兆头。
大多国家的主流愿望，仍是希望中国逐步融入主流国际社会，而不要自绝于国际大家庭，去拥抱北韩、古巴那几个边缘化的失败国家。最近英国放出支持承认中国经济为市场经济的风声。甚至有论者希望藉此让中国加入G8，从而发挥如同世贸组织的作用，进一步把中国限制在国际规范框架内，使中国非共化，文明化，自由化，就是最新一例。中国何去何从，敬酒还是罚酒？很大程度上在北京的一念之间。但愿所有这些善意不要全都被历史演变证实为“一厢情愿”才好。否则，五千年文明又将再一次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