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朝那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开创了盛唐贞观之治的唐太宗，立德、立功，都很圆满地做到了，也就差个“立言”了。这时候，就有人不失时机地出来拍马屁了，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上表奏请编辑唐太宗文集。但太宗并不领情，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章，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意思是说，我的治理如果有益社会百姓，姓名自然会不朽；如果乱政害民，即使出了文集，也只能贻笑后人。梁武帝父子、陈后主和隋炀帝都有很多文章，不是很快身死国灭了么？
唐太宗不仅具有雄才大略，而且很清醒，也很明智，不愧为一代明君令主。虽然他没有留下什么“太宗文集”，皇皇巨著，于 “立言”上小有遗憾，以至于被后人评为“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但他的历史功绩却一直被人们传诵，史家一直把他列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帝王之首，他所开创的盛唐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高峰。
当然，如果虚荣心强一点，顺应一点“民意”，唐太宗也出一本文集，那既顺理成章，又是很简单的事。不用他写一个字，操一点心，只消点个头，下边的人就会给他弄得漂漂亮亮；编辑、印刷、发行，安排得妥妥帖帖，最后还得给他一大笔稿费。说不定还要组织大规模研讨会，掀起学习高潮。这不也正是时下我们某些官员出文集的固定套路、习惯模式吗？
说实话，唐太宗若是出文集，还真是大有价值，他的治国方略，他的用人心得，他的历史观，他的创业论，他的心路历程，他的雄伟抱负，都值得大写特写，都有借鉴作用。人家身后毕竟有一个气势弘宏灿烂辉煌的大唐盛世在那立着呢，那经验是怎么总结都不过分，那理论怎么升华都有价值。可我们的某些官员呢，要政绩不突出，要作为不明显；经验倒是不少，八股居多；到处发言，废话连篇，却勇气十足地比着在出文集，无非是把平时由秘书写的各种发言稿往一块儿凑凑，就敢往出版社送。
唐太宗没出文集，除了他不尚虚名务求实效的一贯作风外，也与他担心“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有关，而我们某些出了大厚本文集的官员，恐怕连“终贻后代笑”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那印刷精美的“大作”，虽被强行摊派销售到下属各个单位，但大多都是无人问津，新崭崭没有开包就早早进了废品回收站，无声无息，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根本就不可能传之后代，又谈何“终贻后代笑”？
“文章千古事”，还不能看得太简单了，况且，为官一任，当扎实工作，造福一方，那比出文集更重要。立实事求是之志，去哗众取宠之心，唐太宗不出文集，足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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