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议：汪兆铭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5月3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之下，由河内直赴上海。他起先住在虹口日本军区，而当时的上海，有一句口号，那便是“不过四川路桥！”因为一过四川路桥便就离开了租界，到了日本人占领的区域，亦即上海人鄙夷的“歹土”。
汪精卫在四川路桥那边住了几天，随后就搬过桥来，住进了千极斯斐尔路76号，这是一幢宽大幽深的花园住宅，原来是陈调元的产业，日本人将它侵占，拨给汪精卫充作举行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后来便改作汪伪政府的特务机关大本营。
汪精卫所召集的“代表大会”，决议了所谓“和平大计”，“改选总裁及中央委员案”，他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沐猴而冠，拿日本人“发还”的关税余金，每个月4000万元作为经费，收买党羽，招兵买马，积极布置成立为虎作伥的傀儡汉奸政权。这时，由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许多忠于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人员和工商金融界人士受了他们的蛊惑，不明真象，贸然附从，这使得敌伪势力因以变大，而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几乎为之整个动摇。
于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6部任职的前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开先奉命赶赴上海，他身边携有国民党蒋介石致沪上耆彦虞洽卿等5人的问候函件，行政院长孔祥熙写给上海银行界领袖李馥荪、秦润卿等的私函十余封；吴开先单枪匹马，空手亦拳，他悄然地由重庆经昆明、河内而香港，先去探访杜月笙。
这时，徐采丞充分利用其天时地利与 “人和”，已成为杜月笙在上海的方面大将。为了许多机密任务，他经常往来于上海、香港间。1939年10月，徐采丞香港回了上海。不到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门进来，愕一愕，便问：
“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怎么又……”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来回答，“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只有九个字：
“高决反正速向渝洽。”
“高－－是否高宗武？”
“是的。”
“这张字条是谁写的？”
“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庼写的。”
“黄溯初是那一位？”
“他是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采丞兄，可是你认得这位黄先生吗？”
“不，黄先生是徐寄庼的同乡友好。”
杜月笙大惑不解地问：
“这件大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说了。原来，此次他一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庼便登门拜访，告诉他说：高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起先驻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一向抱着“和平救国”的大愿，又因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此种种缘故，高宗武才成了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这个人我晓得，”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说，“前些时香港华侨日报登过一条消息，隐隐的指高宗武来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从事谋和。高宗武看了很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的朋友托我出面解释，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说了，这位朋友很义气，马上答应了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说，又道：“高宗武后来跟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东京，近卫首相把‘中日密约’开出来，他一谈之下，发现东洋人所谓的‘和约’要比21 条还狠。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断送，为此他觉得彷徨苦闷，于是他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了他敬重的黄溯初，向他讨教。”
“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徐采丞答道，“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绝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不过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
但是，黄溯初因为自己是进步党人的关系，他对国民党不无偏见，他在长崎和高宗武相约，高宗武回沪不久也到了上海。徐寄庼和黄溯初是同乡好友，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庼，一席密谈，最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徐寄庼一听之下，当即说道：
“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只有杜月笙。”
黄溯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他能答应承揽这一件事，我便放心。
杜月笙听徐采丞说到这里，岔嘴问道：
“高宗武是负责办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得出来，公诸于世呢？”
徐采丞断然地说：
“那当然没有问题。”
于是，杜月笙翌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地高声说道：
“采丞兄，这件事情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便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报告。”
1939年11月5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进谒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应该如何处理？
杜月笙谒见蒋介石，结果他得到委员长的指示：“从速反港，秘密进行。”
杜月笙十分振奋，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香港去。
然而，他所搭乘的这一架飞机飞到半路，竟碰到日本军机扫射追逐，飞机师为了保全飞机和旅客的生命，拼命盘旋攀高逃脱敌机的轰击。民航飞机逃，敌机则紧随不舍，这时民航飞机既没有空气调节，又缺乏舒适安全的各种设备，杜月笙在飞机上，一时感到天旋地转，金星四迸，身子猛烈的摇来晃去，时上时下，鹘起翻飞，这转得他头昏眼花，几乎昏厥，最后飞机爬升到8000公尺的高度，机上不备氧气，而高空空气稀薄，杜月笙呼吸艰难，几度窒息，撑到后来实在受不了，他便眼睛一闭，爽性等死。
幸好，敌机追逐到了8000公尺以上的高度，眼看民航飞机驾驶员翻腾揉升，技术高明得很，再追下去，也是徒劳无功，枉费心机，于是便一个转弯，飞开去了。敌机放弃了目标，这一飞机人才算是拣回了性命，然而，杜月笙却特别的惨，他喘息不止，坐不下去，惟有躺在飞机上一路到香港。
香港杜公馆的家人、亲友、门生、弟子，都在香港启德机场，伫望杜月笙自重庆归来，大家谈谈笑笑，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蓦地，有人高声地一喊：
“不对呀，辰光已经过了，怎么飞机还没有到呢？”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派人到航空公司去问。结果航空公司回答：“我们也不知道。”事实上，他们已得到客机遭日本军机攻击的消息，但为免得引起骚动与不安，他们奉命向接机者保守秘密。
时间越过越久，翘首北望，依然不见飞机的影踪，杜门中人更着急了，有人议论纷纭，有人窃窃私语，终于，机场中人纷纷口耳相传，说客机受到敌机的袭击，却是苍天庇佑，赖驾驶员的技术高明，已摆脱敌机，毫发无伤正向启德机场飞航。
杜公馆接机的人才额手称庆，喊声：“阿弥陀佛！”航空公司的职员又是神情严肃，紧张仓惶地来寻接杜月笙的人，劈头便说：
“杜月笙先生在高空体力不支，据飞机师的通知，需要准备担架。”
众人刚刚欢喜的一颗心又齐齐地往下一沉，连忙找到机场医护室，寻了两个抬担架的工友，飞机一到便抢先冲上飞机，把急喘咻咻，无法起立的杜月笙抬下了飞机。
这便是使杜月笙烦恼痛苦12年，严重损及他的健康，最后终于使他难免一死的气喘病的由来。他在这次敌机袭击中逃出了性命，却换来一副百病丛生、经常不适的身体。
在担架上被抬回家中，庞京周给他打针吃药，紧急救治。亲友、弟子忙得团团乱转，好不容易使杜月笙喘过气来了，他脸色苍白，挥挥手说：
“你们都出去，请采丞留下来。”
在病榻上，杜月笙欠起身躯，跟徐采丞说：
“请你立即回上海，代我办到两件事体，第一，请黄溯初先生火速来香港，跟我当面接洽。第二，转告万墨林他们，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地先送到香港来。”
徐采丞是在第二天动的身，他回上海，不上十天，黄溯初首先飘然南来，杜月笙大病方愈，亲自去迎接。为了安全保密，他又请黄溯初在杜公馆下榻。
高宗武的一笔账都在黄溯初的肚皮里。于是，黄溯初和杜月笙促膝密谈，他把高宗武三度赴日的种种经过、中日密约的要点，逐条逐项向杜月笙一一细说。杜月笙咬文嚼字，坦率地说，“这实在太多了，一下子难以记得住。”
于是，黄溯初哈哈大笑，亲笔给他写了一份报告要略，杜月笙欢欢喜喜地双手接过，他眉飞色舞地说：
“我明天再搭飞机到重庆去。”
姚夫人见杜月笙连日忙碌紧张，飞重庆又飞出了气喘毛病，心中灼急，又不晓得他究竟忙的是什么事情？听说杜月笙才隔了10天又要飞重庆，她心里担心得很，便向杜月笙苦劝：
“坐飞机未免太危险了，这一回，您就走河内、昆明，走陆路去，好吗？”
“不好！”杜月笙打着戏腔，告诉她说，“我此刻恨不能身插双翅，破空而去！走陆路，那又得十天半个月，怎么来得及啊！”
但是，杜月笙冒险再次飞往重庆，这次却带了庞北周医生同行，以防万一。这一趟总算托天之福，安安稳稳，到了重庆，蒋委员长即刻传见，杜月笙报告完毕，蒋介石便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杜月笙，请他设法转交高宗武。
《旁麦系昧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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