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十五年来中国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人权灾难、道德危机等等这一系列的变迁，江泽民到底要负多大的责任？这一切罪恶有多少应该算在江泽民头上，又有多少应该归于共产党的制度或中共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
在《论语》中记载了帝尧的一段话，他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灾难和罪过，国家的首脑也都有一份责任。帝尧这样讲，当然是出自于他的谦恭和厚德。但是对于江泽民来说，把天下的罪恶源头归于他却是千真万确、毫不冤枉的。其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大独裁者，许多重大灾难是需要全国上下“协调”而“精密”的配合才能发生的，如生态的危机、金融的崩溃、道德的沦丧、法轮功遭受的迫害、SARS疫情的掩盖等等，而唯有江泽民才能有这种“协调”的权力和资源。
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一切灾难的责任也自然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江泽民的好色、恋权、贪财、哗众取宠、面子工程、独断独行等等，带动了各级党政官僚的堕落和逢迎，而全部的代价却被转嫁到了普通民众的身上。所以中国才会有那么多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见利忘义的“学者”、被拖欠工资的民工；才有那么多的矿难、伪劣食品中毒、艾滋村、强制拆迁、司法腐败、官商勾结、警匪一家、伪劣工程；才有军队的腐败走私；才有毒品、妓女和性病的蔓延；才有触目惊心而且无法挽回的生态灾难。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 >中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就是说裴矩这个人在隋朝为官的时候是个谄媚隋炀帝的佞臣，但是到了唐太宗时期，却以直言敢谏而闻名，这不是裴矩的问题，而是君王的问题。
在中国，历来选官都要德才兼备，“德”在“才”的前面。但是江泽民是以谁是自己的亲朋好友，谁“讲政治”来选拔官员。而以江泽民的人品之恶劣，无耻逢迎的人才最得江泽民的青睐。书中提到的张万年、于永波、郭伯雄均是马屁将军，而黄菊、贾庆林、陈良宇、李长春、吴官正、罗干之流，或贪财好色、或血债累累、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却居庙堂之高，这种最恶的示范作用，是带动社会风气沦丧的主要原因。
我并非说中共的那些贪官污吏、恶警打手对于他们的罪恶就毫无责任，恰恰相反，每一个人都要为其行为承担法律后果，然而江泽民在其中的教唆作用，却是我们不能回避且必须强调指出的问题。
至于说共产党的制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也借此再次推荐《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如果说中共是万恶之源，江泽民则是中共的缩影，也是中共邪恶的集大成者。他的发家史和“治国”史也充斥着中共的九大邪恶基因 “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一切的罪恶也都是江泽民与共产党相互利用的结果。
《九评之五》中说：“没有中共对社会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泽民的镇压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组织保障、财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员保障、设备保障以及监狱、警察、国安、军队和所谓的宗教、科技、民主党派、工会、团委、妇联等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利用了共产党。”
另一方面，中共邪教出于自身的危机和维系权力的需要也必须将权柄交给一个最无道德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邪恶之徒，江泽民的被选择也是历史的另一个必然，因此中共也在利用江泽民。
弄清这一关系，我们在读《江泽民其人》的时候，就更应该精读《九评共产党》，以使我们能够对面对的邪恶作出更清醒和全面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