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事件简述
SARS 最早的病人是在2002年11月16日，广东河源市发现。2003年1月18日，大纪元时报就开始持续追踪报导这个事件。2月10日，广东省民众抢购板蓝根，对于SARS疫情的消息掌握和应变速度比政府及媒体快上许多。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为疫区。中国的SARS疫情在5月份达到最高峰，直到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北京的旅游警告。
SARS期间中共的隐瞒
依据新闻资料，从1月下旬开始一直到4月中疫情全面曝光前夕，中国大陆媒体的报导，都说疫情在控制中。1月下旬，中山市的报纸写说：“传染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2月11日，广州市政府宣布：“广州地区出现的非典型肺炎已全面得到有效控制”；3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北京表示：“中国卫生部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报告说，最初在去年11月出现在广东的非典型肺炎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控制”；3月26日，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说：“北京非典得到有效控制”；4月2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央电视台称：“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都说在控制中，结果疫情的高峰是在五月到达。其实真实情况应该是，只要官员、媒体说“得到控制、有效控制”，那疫情就一定不在控制。到底控制了什么呢？据《亚洲时报》6月16日报导指出，“中宣部曾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一份文件，要求各地媒体严格控制当地公布的 SARS病例数字，中宣部将根据各地实际的情况，在不同阶段，不定期的向各地下达一个SARS病例‘限额’，作为对外宣传之用，当地媒体报导的数字不得超过中宣部下达的“限额”。中国对疫情的控制其实是对数字的控制。”其实早在2月7日，中宣部就下发了一个文件对有关非典的新闻报导作了指示：“有关报导必须统一口径，数字要统一，处理方法要统一，报导方向要统一，而且要强调疫情已受控。”在这样的控制之下，连3月12日及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连续发布的全球性警报都没有在中国报导，民众对近在咫尺的危险毫不知情。官方有效控制的是疫情呢？还是有效控制了媒体？
SARS期间中共说的假话
除了上面的“一切都在控制中”的假话，中共在SARS疫情中，还说过不少假话。据《新快报》报导，在疫情刚开始的1月15日，省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就已经到中山进行取样，开始研究标本了。在1月18日的《信息时报》，广东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的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中山市肺炎流行的疫情报告”，间接否认三天前专家曾经进行取样的事实。1月23日，省卫生厅将调查报告作为红头文件下发，但没有对外公开。此时，对该病的名称是“不明原因性肺炎”，据说后来为了“不引起公众的误解和不必要的恐慌”，将此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而实际上通常所说的“非典型肺炎”是不传染的，而且可以用抗生素治疗，这种有意的混淆致使不了解内情的其他省市医务人员放松了对SARS的警惕，付出惨重的代价。
2月18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共同努力，引起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并由此得出结论：“衣原体引起的肺炎采用针对性强的抗生素治疗非常有效。该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非典并不可怕”。SARS实际上是冠状病毒，而不是衣原体。新华社发布的这个消息，不只害了中国的医生、护士，也误导了全世界的医疗团队以及和疫情抢时间的研究人员。
3月26日，新华社报导：“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病源没有向社会扩散，本地没有发现原发性“非典型肺炎”病例。”发言人并称，“北京市早已建立完善的病情监测网路，成立了病情调查处理专业队伍和检测实验室，培训了相关医疗护理人员，能够应对疫情，保证首都人民的健康”。结果隔天，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为疫区。此时政府却向民众隐瞒了这一消息，不顾人民的安全。4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卫生部的欺瞒之下，取消北京是疫区时，政府透过媒体高呼：“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不是疫区！”，内部消息明知道疫情的严重，却再一次把人民放在危险的境地。卫生部的谎言揭穿后，世界卫生组织在4月12日重新将北京列入疫局，此时消息又被隐瞒，这是第三次把人民放在危机最前线，说中共是蓄意置人于死地也不为过。
4月2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央电视台称：“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他郑重宣布：“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结果在4 月20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隐瞒非典型肺炎疫情而被罢官。5月30日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翻案说：“首先我不认同这位记者提出的张文康同志因为隐瞒疫情而被免职。中国政府没有隐瞒疫情。”5月31日，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赴朝在北京市防治非典新闻发布会上也否认北京隐瞒疫情，他说：“对北京当初隐瞒事实的说法是不能苟同的。”官员公然说谎，民众雪亮的眼睛看得一清二楚，连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辛普森在6月3日的发言，都对中共的信用持保留态度：“或许中国的新发病例确实真是减少得很快，但考虑到疫情之前如何在中国爆发，它目前显然面对信用（不足）的问题。”
“中国的良心”：蒋彦永
任职于301军医院的蒋彦永医师，在SARS期间，以无比的勇气揭露了疫情的真相，被外国媒体称为“中国的良心”。4月8日，《时代》杂志刊登了他的一封信，揭开了北京中央卫生部掩盖SARS真相，欺骗公众及国际社会的事实：“309医院已经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6 人死亡，到4月5日已有7人死亡。”他说：“我是一名医生，看到人命关天的事，我就要管。”“我不是什么英雄，只要说蒋彦永是个说老实话的人就行了。我一直认为，人的生命最重要，讲老实话最重要。”反观中国的媒体在隔天的报导写的竟然是：“外国反华势力正在利用SARS疫情来诋毁和遏制中国。”更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在2004年2月要求“为89年学生运动正名，为64血腥镇压认错”，“中国人的良心”在2004年6月5日被政府绑架，遭受非法拘留数月又被长期软禁。
退党事件简述
退党大潮是因为大纪元于2004年11月19日开始连载《九评共产党》，全面反思和揭露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最大邪教组织：“中国共产党”。据退党网站资料显示，最早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是在12月4日。2005年3月份，中国大陆总共有三次插播，将九评共产党的讯息透过电视送给中国民众。3月14日，多家电视台晚间插播了九评共产党和退党等相关内容，香港的一些民众也收到了类似的电视插播，内容是退党声明及大纪元的声明等。3月17日，9个省电视台插播了《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3月29日，山东济南市多个电视频道的日常节目中断，播出了电视片《九评共产党》，号召尚有良知的党员退党。退党人数在4月22日，达到一百万人；5月31日，达到两百万；7月16日，达到三百万。目前平均每天以两万多人的速度在增加。
中共对退党事件的隐瞒
从2004年11月19日以来，中共对《九评共产党》一反常态的保持静默，既不抹黑为外国势力，也不说有人在搞政治或是有反动份子。在7月3日晚，大陆25个电视频道，包括13个中央电视台（CCTV）频道，12个省、市级的电视频道被插播了九评和百万人退党的消息。发生这么大的事，政府一声也不敢吭，只由位在香港的亚太卫星公司在隔天无凭无据的指控信号是被法轮功恶意干扰，因为上面的压力连插播内容的“九评”和“退党”两个字都不能说出口。7月7日，《九评》发表后七个多月，中共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才公开透露：“前一段时间境外的个别网站发布了所谓数以千计的党员要求退党的消息，还刊登了一些人的退党声明。”实际上退党人数在7月6日已经达到278万，到了李景田口中却只剩数以千计，我怀疑他是用开根号去算的，278万开根号就成了一千六百多人。SARS期间的病患数字只是用除法，现在退党人数太多了，只好用开根号去算。
仁义之士
在退党事件中，有三位仁义之士勇敢的公开退党。第一位是陈用林，他是中共驻雪梨总领事馆一等秘书，于6月4日现身悉尼纪念64及声援200万人退党的集会上，并令人惊异地公布了发生在澳洲境内的中共绑架案，及多达千余的特务网络。两天后，中共驻澳洲大使傅莹在记者招待会上睁眼说瞎话的保证，“我不知道中国在澳洲有任何间谍活动”，“我可以保证陈用林在北京是安全的。”，“我看不出来，中国政府有什么原因来惩罚他。中国有法律来保证他的自由。”蒋彦永及赵紫阳因为对六四的仗义直言，最后都在法律之外被软禁，很明显的，中国的法律并不能拿来保护能保证人民的自由。7月6日，傅莹继续瞎说：“如果陈用林在澳大利亚寻求庇护得到批准，将打开出逃澳大利亚的洪水大门。陈用林有着中国年轻人最好的东西，现在对他来说不够好了，他想要更好的生活，澳大利亚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27倍，他现在以攻击他的祖国来换取另一个国家的居留。”傅莹可能永远不会了解陈用林得到的不是利益，而是思想上的自由、心灵上的自由，从此不用再昧着良心帮党迫害善良的人们。不过傅莹说中了一件事，“他这样的人不是最后一个，还会有一些，如果这些人他们能够取得成功，会有更多的人前来。”7月8日，澳洲没有屈服于中共的压力，发给陈用林永久保护签证。
第二位是6月8日退党的郝凤军，他曾任职天津国保局、天津 610办公室（负责打击法轮功的所有事务），他见证了许许多多有关对法轮功案（包括425天津事件、景占义案）的打压与迫害。他是受《九评》、陈用林感召，决定挺身伸张正义，用实际行动声援陈用林，揭露出大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机密文件。7月16日，《天津日报》将李艳忠杀人事件嫁祸到天津市法轮功学员上面。一位天津610办公室官员出逃，竟还赶用天津的谎言诬陷，可见中共一点都不怕官员外逃，因为他们知道媒体由他们控制着，别人不敢讲真话。
第三位是7月1日退党的韩广生，他是原辽宁省沈阳市司法局局长、曾任沈阳市公安局的副局长，他说：“听到新闻媒体上，在澳洲悉尼领事馆的政治领事陈用林勇敢的站出来脱离了中共，同时天津市610办公室的警察郝凤军也站出来，还有一位官员也站出来，那么这几位的行为我很钦佩，我也很受鼓舞，我也愿意站出来声援他们、支持他们，同时也揭露中共的一些丑恶的内幕，来让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加拿大人民来更好的认识中共的真实面目。”
其他还有上百万的退党者，只是没有留下真名，位阶没那么高，不那么受人注意。在这里向所有退党者的道德勇气致敬。
结语
曾经有人认为，经过SARS的事件，中国的新闻自由会稍稍松绑一些。依照上面的对比，新闻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还是由党中央一把抓。SARS最后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强力介入下，真相不得不稍微曝光，最后瘟疫幸运的停了下来。但感染人数、死亡人数到目前还是“国家机秘”。退党的真实情况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在中国的媒体呢？我想是在中国共产党瓦解的隔天，新闻媒体的自由终于实现之时。
那中国以外的媒体呢？
(本文大部份内容整理自大纪元网站的新闻和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