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泽西议员唐纳德．裴恩(Donald M. Payne)观察到，中国在非洲和南美都在加强其影响力，最近解放军的将军又称要使用核武器对付美国，而又对法轮功这样的和平团体进行残酷镇压，甚至把这种镇压延伸到海外。他提出，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还要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现在是不是应该对这个问题从新考虑？
科罗拉多议员托马斯．唐克瑞德(Thomas Tancredo)置疑讨论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时的一种观点。当时有人认为贸易可以帮助改变中国政府的行为。他认为这很荒谬，事实上是中国经济发展了，他们更有财力做他们要做的，现在中国政府简直可以不会因为侵犯人权而受任何惩罚。他要求国务院告诉他怎样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加州议员戴安．伍森对中国既要购买美国的主要企业，手上还有美国国债，而对“真、善、忍”进行镇压表示不安。她问：“我们在与中国贸易的时候有多少人权问题的成份被考虑在内？”她还问：“我们曾经对人权记录不好的国家进行过禁运和贸易制裁，可是我们却对中国大门打开。我对中国对待自己人民的方式非常不安。我们应该在此问题上敦促总统，我们不能这样自相矛盾。”
新泽西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表示，根据美国现有的政策就能采取一些行动，不需要走立法程序。对违反宗教自由的国家，总统有权力采取不给贷款和不准许与美国政府做生意的措施，这些措施目前没有启用。美国应该采取办法敦促中国为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
加州议员达纳．罗博卡(Dana Rohrabacher)认为通过发展经济能够使独裁变自由是行不通的。他曾在里根政府工作过，当时里根的政策和现在恰恰相反，当时的策略是孤立苏联，成功的使苏联改变。而在天安门屠杀后，美国很快恢复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而且越做越多。这就象与纳粹拥抱，希望获得自由一样。他认为美国在做贸易时至少要有一个标准，区分对待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他认为人类长期的希望是寄讬在中国人民的自由上的，美国最大的联盟是中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