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天道”？
说文曰：“天，巅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如诗经云：“峻极于天”易纬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未分，其气混沌，清浊既分，伏者为天，偃者为地。”照中国古代圣人之言天，约有三种概念。一、天为大自然，为万有物种之父，物能之母。如易经曰：“大哉干元，万物资始。”诗经：“天生蒸民”。指生长万物之大自然力量为天。二、天为最高权力者，为万物之主宰，其主宰又称为上帝。易经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尚书曰：“天命有德，天讨有罪。”“天道福善祸淫。”论语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又曰：“天生德于予。”皆认天为有意识与权力，极仁爱公平，无所不显，无所不察，赏善伐恶，因果不爽。人世帝王，亦为天之子，受天命令与监督以抚万民。故人类应敬天、信天、法天、畏天，此种神灵之天，谓之天心、天意、天命、天恩。三、天为知慧之本源，至善之标准。如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诗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乃以天为至善之法则，人体认之，谓之天理。循天理而行，则理性发扬，日进文明。违背天理，则物性发挥，堕落与禽兽无异。儒家之学，即在统摄以上三种天之概念，诚其心，养其性，以事天，代天行道，对天负责。
天命者，天赋予人类知觉灵明与赞化育之责任也，天生万物各有其性，而求生与传种二者则万物之所同也。人为天地之灵气所钟，五行之秀气所聚。与万物所不同者，乃在有良知理性也。矿物有形质而乏生机，植物有形质生机而乏知觉，动物有形质生机知觉而乏思想。惟人类形质、生机、知觉、思想四者具备。超乎万物，得天独厚。人之思想、静为良知、动为感情，皆属理性。此理性乃文化种子，弥足珍贵。所以此处所指之天命，乃指人类禀受天赋之理性也。循理性而行，合乎天理，则谓之道。易经说卦曰：“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孔子所言之道，即仁义是也。仁义之道，如日月经天，人人可见，如康庄坦途，人人可行。何谓仁？博爱是也；何谓义？责任是也。人性之中，有仁义之性，如孩提爱其亲，即仁之端，乞儿耻食嗟来之食，则义之端。由此端而扩充之，则谓之修道。修道胥赖教育，故中国古代教育，重心性启发，品德修养，而事功次之。
君子修道之目的，在于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与天弗违，后天而顺天时，即承天之命而天人合一，照中国先儒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一注解，所以说“天道”即是“民意”，“替天行道”就是为民请命，为民伐暴之谓也。
民意者，人民之生存意志也。此种生存意志乃与生俱来，受命于天，在其有生之日，非任何外力所能加以否定。其表现为生存愿欲，最普遍而又最基本的，第一是生活资料不虞匮乏，第二是生活环境无所恐惧。因为人类自始至终是求生存，无论那一个国家的人民，其对政治(每一政权及每一制度)所表现的好恶(所谓人心向背) ，都是根据自己的生存愿欲之能否顺遂为转移。而人类的是非善恶等一切伦理，道德，亦莫不以其能否“顺人之情，遂人之欲”为其价值判断的准绳。凡有利于人类共同生存进化者皆属是和善，否则皆属非和恶。故所谓“民意所归”，就外在而言，是归于每一政权每一制度之是和善，就内在而言人是归于每一个与生俱来的生存意志，生存愿欲。
因为人莫不有生存意志，由人性而悟证天命，故曰“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因为人莫不有生存愿欲，故“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 ，因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语)，故一切社会制度创立的本意，皆为划分群己权界，保障机会平等，求使争而不乱，或求能以平息争，因为人除了物质生活上的愿欲，还有精神生活上或心灵生活上的愿欲，必使人人均得发挥其自由意志和生命活力，各尚其所爱，各爱其所亲，然后乃觉得生命之丰富、充实、有意义，乃觉得有生之可贵和有生之乐，此乃人人之所爱好，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即为“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天道也者，凡能“顺天应人”，使人人安生立命，“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各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即所谓“天道”。反之，无论是此一种族威胁别一种族的生存，或者此一阶级威胁别一阶级的生存。即是：用种族的优越感，行殖民奴隶的政策，以桎梏自由，锢塞生机，戕贼人性，豕畜人群，杀人如麻，使被统治人民无时不生活在匮乏恐惧之中，使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不得相爱而反相残，此即“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拂人之性，就是违反人类的天然愿欲，也就是“逆天行事”。
毛泽东扬言不行仁政，阶级斗争不能手软，是公然的逆天行事。中共漠视人民的生存意志，抹煞人民的生存权利，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人民除了做统治者的工具，唯统治者之命是从，任由鞭挞奴役，决不能有所爱于自己，包括自己的思想信仰、工作兴趣和生活方式，以及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朋友和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如此把人当物，以恨代爱，暴力斗争，戕贼人性，毁弃人伦，煽动相残，造成弥漫大地杀机。在“九评”之七的“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中，详细分析中共杀人的理论、事实、模式、手段，从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六四到法轮功，使中国人付出超过八千万人的无辜生命，无数家庭破碎。“九评”文章指出：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
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即使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中共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残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着残酷镇压得以维系。
中共如此“逆天行事”，残杀生灵，为天理所不容，鬼神所不饶。我们读了“九评”伐共文章后，深刻了解中共邪恶的本质。恐怖统治的手段和其穷兵黩武导致国家民族走向毁灭的危机，我们觉悟起来，团结起来，替天行道，早日消灭中共政权，以实际的行动，与中共划清界限，不与交往，拒绝统战，把握机会，向中共官员和亲共份子推荐“九评”，促其自觉，摒弃邪灵，赶快脱党。
“九评”对中共暴政的杀伤力，无比强大，其摧毁力量胜过百万雄师，如近数月因“九评”效应已引起三百万人退出党团，多名驻外高官叛离，大陆反共之民心士气受到极大鼓舞。而在国际间的反应特别强烈，遍及世界各大城市都举办“九评研讨会”，俱认同其正确论点，和赞扬其揭发中共残暴之勇气。其影响所及，将使全世界人类都了解中共政权邪恶本质和残杀事实，粉碎其谎言欺世国际统战阴谋。
而中共却因“九评”令其魂飞魄散，惊惶丧胆，不知所措。中共不是一向擅长说谎宣传吗？不是豢养大批写作班子吗？为什么不动员起来对“九评”文章逐一反駮，籍以美化自己，洗清罪恶呢？不可能啊！因为“九评”文章句句真切，击中要害，如万箭穿心，只有惊恐震栗，无词以对，俯首接受判刑而已。不过中共邪恶集团在临死刑前，仍在挣扎，用最卑劣最凶恶的手法禁止“九评”散发，追究执笔者。但已无能为力了。
事实上，中共各级统治阶层，也知其末日将临，坐在民怨沸腾的火山口上，只争朝夕，掠夺民脂民膏，安排后路。大陆青年作家余杰在“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一文有精辟的分析，并列举贪污携款外逃的数据。“这些硕鼠们，就像是铁达尼号上的老鼠，最先感觉到这船即将沉没，便匆匆忙忙地夺路而逃。”余杰说“今日之中国大陆，官僚阶层普遍是“片刻为王”、疯狂捞钱的心态。对于这些看不到明天的官员们来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一天官则疯狂敛财一天。大概没有一个中共官员相信他们还能建设成功“共产主义制度”，那只是中国人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的时候的“宣誓”而已。已经被处死的江西省前副省长胡长清就在电话中赤裸裸地告诉在美国的儿子说“赶紧帮我们打好前站，一旦这边不行了，我们就到美国来继续享福”这句话被安全部门窃听之后呈送最高当局，招致杀身之祸。”
余杰又说“为什么贪官们会有末世之感并上演最后的疯狂呢？邵道生研究员不敢捅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一九八九年以反腐败为出发点的民主运动，最终却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残酷镇压。中共固然稳住了他们“铁打的江山”，却导致了自身彻底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并堕落为一个腐败党。各级官僚风起云涌地贪污腐败，乃是六四惨案的又一反向后遗症。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幅只有末世才有的图像：有的贪官将数百万人民币压在床垫下睡觉，有的贪官在家供奉起了从观音到关帝数十个神仙牌位，有的贪官张开血盆大口去喝婴儿汤，就连最高领袖也要赶到庙宇中去烧第一柱香。”
笔者深信 “因缘果报”的道理，如俗语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近期看，声讨中共暴政文章，无论来自大陆或海外，无论在数量上，深度和精彩程度上，都是极一时之盛，反共情绪之激烈，为五十多年所仅见。令笔者感惊异的，来自大陆的资讯，揭露中共每次政治运动残杀的数字和情景，大饥荒人吃人的实象和人名、书刊所载令人不忍卒读，又不能不读。笔者更意外的从美国著名大学图书馆，借得两本中共土改在广东台山侨乡屠杀的记录。笔者对此深信五十多年惨遭中共残杀的八千万同胞，他们冤魂不息，要向中共算账，中共政权将受到天诛地灭的报应，皆因其邪恶滔天，天道难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