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肯定就是无论是中国的崇毛派（这里暂且不称之为所谓中国极左翼势力）与日本的参拜派（这里暂且不称之为所谓日本极右翼势力）的人士都是属于民族主义者的范畴；其实日本国内此消彼涨参拜靖国神舍的热潮每年都会有，也可以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本就没有中断过，其参拜的基本核心意义就是唤醒及强化日本国民在战后的民族意识与归属感，因为这是日本从经济复兴走向政治复兴的重要一步，假如对于国家与民族没有充分认同感的话，那么推动日本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力量将会逐渐成为无源之水而后干涸；这里必须谈到的是作为日本神道教精神所在的靖国神舍里供奉着日本数百年为其强盛而丧命的各种人士的灵位，由于主观意识方面的原因，战后日本分步骤陆陆续续的把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官员阁僚们的牌位放置了进来，因为在日本参拜派的意识里无论这场战争的正与邪、成与败，这些被放置进来供奉的例如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人都创造了日本历史上无法超越的辉煌，这种无论在版图、精神、军事等范畴的辉煌在日本部分狂热民族主义者心目中都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然而日本这些民族主义者因为沙文主义的需要所以故意忽略了其在宏观上的巨大过失，而过分渲染其局部的某些成
就，这也就造成了现今的尴尬局面。
而冷静的反观中共统治下这几年沐浴着“胡温新政”阳光雨露而茁壮成长的新生代崇毛派就会惊奇的发现其最终想要实现的政治目的是与日本参拜派的政治想要争取的政治目的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殊途同归之效。中国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统治后，无论在政治、人文、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封建主义残余，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孙中山先生至蒋中正先生发起并领导的在中国大陆进行的一场以人为本的“三民主义”革命由于中共及其党羽的多方面阻挠而导致了1949年的半路夭折，让这场本可以继续深入清剿国民思想根源深处的运动没有完成她的历史使命是广大国民当时一个致命性的错误选择，可当绝大部分国民清醒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此时中共已经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主外衣重新在中共统治区内施行了封建主义的变种－－共产主义的独裁统治。但不可回避的是，中共为了获得一个“新生盛世”的幌子就不得不利用种种手段来诱导营造出一种以1949为明显分界线的全新民众心态。这种想要诱导中共统治下的民众产生这种所谓的“盛世心态”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感发展并渲染到极致，积极通过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战争提升民众对政府的被迫依赖心理，间接的使民众把一个本不合法的独裁政府逐步默许认可，并使某些怀有“大中华”思维的民粹主义者心甘情愿死心蹋地的为这个独裁政权俯首听命。由于这种民粹主义者在情感上对中共独裁政权的依赖性所以自然而然的丧失了自身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以中共宣扬的所谓事实为核心精神，以中共发出的号令惟命是从，积极的投身进来并成为中共推进独裁统治的马前卒。
然而随着1976年终生宣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的土皇帝毛泽东的死亡，一系列由这位新时代封建君主及其所操控的小集团所苦心经营数十年的诸多谎言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所景仰的“红太阳”神像在众多中共统治区的数亿民众心中金漆剥落显露原形；尽管中共在极短的时间里立即灵敏的觉察到了这种足可令自身毁灭的趋势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继续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泽东头像、取消中共党主席一职等非常手段可依旧没有有效的阻止这种势态的蔓延。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了从事参与并推动反思自身、反思社会的思想运动，从而在中共统治下的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大地上终于诞生了一批真正意义上思考如何真正使民族强盛国家富强的人群，不过令人异常惋惜的是这种人群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是中共绝不能容忍其存在的，因为拥有这种思维能力的人群与中共精心培养的“新时代思考型人材”完全是南辕北辙并且已经成为其独裁躯体上的一颗极其危险的定时炸弹，于是也直接导致了中共悍然发动了89年的嗜血清洗行动，不过令人稍感安慰的是那场血腥的屠杀只是暂时削弱民众中善于深层次思考的人群数量，却并不能把全部带有反思精神的民众禁锢起来，同时中共也在实施屠杀的卑劣行径时把自己狰狞的面目又一次显露了出来。而之后的十数年里中共培养出来的各级官僚们则是从上到下的不争气，几乎总是每日留下令主子们无法抹去的政治败笔，总是隔三岔五的把主子档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遮羞布扯下，将其衰老丑陋的政治胴体在其统治下民众的面前好好现眼秀上一番。
长此以往情何以堪，中共毕竟也是个活过了八十四这个阎王不请自己去的年龄的老东西，自然不会傻到轻易坐以待毙主动退出历史的舞台，于是中共在党内寻找政治舵手的任务积极开展起来。本来邓小平作为文革的被批斗重点对象的身份来进行较为彻底的社会改革比较合适，可由于至死都背负着89民运侩子手屠夫的称谓，当年一招错满盘皆输的举动使其丧失了其所谓政治变革的起码资格；而接下来自认为政治上尚是处子之身的自上海赴京高就的江核心，在“三讲”“三个代表”“新时代引路人”的虚幻光环笼罩下飘飘然，其执政期里的“紧密的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封建主义标语口号、在各国首脑面前频频展现才艺工夫已经满足不了这位核心的政治虚荣心，从而自大的错误的向类似于“法轮功”这样的政治性微弱但群众性极强的民间团体发起了摧毁性的攻势，结果弄巧成拙引火烧身，使中共本就不佳的国际形象再遭严重打击。而此时胡锦涛先生出任中共总书记为了挽救这个濒临死亡的政治组织、为能顺利成为中共这个政治组织的“中兴者”先后极不情愿的被迫采取了一系列重聚人气的措施：与胡耀邦先生赵紫阳先生的政治学生温家宝充分合作形成搭档关系实施中共历史上少有的含有亲民色彩的国人津津乐道的“胡温新政”，频频以亲民形象访问中共的所谓传统革命圣
地并宣扬“两个务必”，让早已被中共边缘化、泡沫化、名存实亡的八个民主党派分别出任一些无关痛痒的官职并随行出国访问试图营造出共生共荣的氛围，让隔绝了多年的中国（台湾）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党（遗憾的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并无意邀请海外中国的民主党派）访问中共统治区使人发出“血浓于水、中华一家亲”的感叹等等。
不可否认的是“胡温新政”虽然治标不治本，但对于受独裁黑暗煎熬了五十多年的国民大众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一种类似于所谓的“春的气息”，而也正是这种氛围逐步加温所以迅速的使封建残余思维再度萌芽，而一部分人故意忽略中共此前的种种卑劣行径和其本身的劣根性，再度跳出来以胡温及其全部指令马首是瞻，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一个有别于前一任、口碑好于前一任的领导人就是值得充分信任的，因此也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新变种即：“凡是胡温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胡温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或许是由于这种人群有着急剧扩展的巨大潜力与这股势力所挟带思想趋势对于中共正能起到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关键作用，胡锦涛先生与他周围的御用政客们在此时出其不意的抛出了自认为画龙点睛的日本国内的参拜问题。
尽管胡锦涛先生拥有太上皇邓小平钦点的光环但在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这还远远不够，胡锦涛先生在国内政治旋涡中的立命之本之一就是采用崇毛政策笼络党内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精神的政治势力为自己保驾护航，怎样把毛泽东这座早已崩塌的神像重现建立起来并赢得崇毛势力的支持赞许也是胡锦涛先生最终决定采取了反日借以煽动民粹主义这个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做法。因为在中共统治区内历来采取的历史教育模式即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而领导这场伟大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十分热衷的狂热民族主义正是当前中共和胡锦涛先生所急需抵御世界民主大潮在中国迅速蔓延的利器。在掀起一场全民性的反日运动之时，被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民族仇恨所笼罩包围的中国部分国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中共的炮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起到了中共想说而不敢说、想做而不敢做的作用，而中共则顺理成章的退到幕后并在台下积极的操纵推动着这股浑浊肮脏的政治暗流。这面树立起来的反日思潮旗帜挥动起来再加上国内崇毛派子子孙孙们的鼓噪渲染下效果是很明显的，由于它几乎全盘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特点，所以它较为成功的模糊混淆了国内多数民众的视线，并暂时转移了其统治区内部分社会主要矛盾的继续激化。而此时处于这场运动前沿的民众则纷纷重新拜倒在毛泽东这个政治阴魂的麾下，寻求达到一种所谓以“正 ”压“邪”的目的，殊不知这些新生代的民族主义者早已在本质上与其势不两立的日本参拜派沦为一丘之貉了。
当前的状况正如老崩本文开头所写那样，当中日两个民粹主义势力急速膨胀并发生正面碰撞时，对于两个势力所处的各自国家及人民都是百害而无一利且具有灾难性后果的，而最终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也将不会是那些在台前耍枪弄剑摩拳擦掌的中日两国的义和拳民；不过好在日本的政治体制是采取的君主立宪制，当日本的民众发现这场运动含有某种政治错误时可以断然的通过参众两院及手中的选票令其政党落魄下台并重新推举值得民众充分信任认可的其他政党上台代言议政以达到扭转乾坤的目的。而大陆的民众最终明白自己只不过是这场中共一手操纵政治阴谋时的一颗微不足道的棋子又能怎样呢，当了解到“胡温新政”不过是又一位打着中国特色招牌的政治游医在天桥下叫卖的包治百病万能大力丸时又能如何呢－－在中共统治下充分享受着 “中国特色民主自由 ”的
国民大众拿着贴着“无产阶级专政”水印的神圣选票在选举各小区居委会委员时也觉得无含金量导致缩水变得几乎一文不值，只好心有不甘抱着节约资源的目的悻悻的拿回家进行再次处理利用，不过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不用多久时间就有不少百姓发觉拿着这么金贵的纸张如厕时当手纸又因其质地异常过硬而严重有损于其使用者的身体健康。
原载《议报》第2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