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难当，不是说那里的教授和学生总是和校长过不去，而是作为校长，他要协调政府与教授、学生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中间位置。如果按官场逻辑行事，那是根本不行的，因为校长不是官员，反过来说，完全站在教授和学生立场上，也不可能，因为学校还有许多行政方面的事。教授和学生是理想的，而行政的事却是具体的，大学校长要在理想和现实中选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大学校长都是由学生而来的，他们天然地和学生有亲切感，所以办起事来至少不应当伤害学生，这是一个大学校长的原则。校长和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紧张的，因为在学生那里是没有现实考虑的，而在校长那里却不能没有现实的考虑。
五四运动的时候，傅斯年是学生领袖，到了他做北大代理校长的时候，他遇到了学潮，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这叫“请看剃头者，今也剃其头”。蒋梦麟当北大校长时，有一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全国大学生代表训话，命令全国各大学都要派代表去，北大应派三名，而学生大会偏决定了不派。学校只得指定了三个人参加。此事后来让学生知道了，学生就开始罢课。蒋梦麟就召集学生开会，在会场上他沉痛地说：“我是中华民族国立大学的校长，我不能不服从国家的命令！这三位同学是我要他去的，一切的责任当然我负。 从前海上有一只船遇难了，船主镇静地指挥着让妇孺老弱们坐了救生船逃生，剩下的人和他自己无路可走，他却命船上的乐队奏着‘近乎我主’的赞美诗，随着这船慢慢地沉下去。现在如果我们所乘的这只船（中国）要沉了，那我们也应当如这位船主一样，在尽了自己的责任以后，站在岗位上从容就义。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北大旧事》第347页）蒋先生的这番话不能说不诚恳，但学生们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
过去的大学校长对学生确是很爱护的，所以他们才用那样的口吻说话，不过学生和校长之间也真是没有办法。那时的学生也真了不起，为了理想是不顾一切的。像蒋先生的那番话，要是搁在今天，也许学生们早就流下眼泪来了。冷静一想，蒋先生没错，学生更没有错，他们各自的角色不同，而他们又都在纯粹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一个大学的精神就是在这样的两难中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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