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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次研讨会的大背景有两个，一个是自从《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大陆声明退出党、团、少先队的人数已经将近400万了，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黎明前的黑暗，而是自由中国的曙光。另一个大背景则是胡锦涛即将访问美国，我们也愿意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对胡锦涛讲几句话。
一、关于胡锦涛
《九评之一》写道：“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不是讲给作为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也不是作为国家主席、或者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而是讲给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胡锦涛，讲给他具有最基本是非判断能力的人性的这一面。如果胡锦涛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也希望他能以一个中华儿女、而不是马列子孙的心态来听。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几件事。在2004年年初的时候，胡锦涛访问法国，在胡动身之前，法轮功方面的权威网站“明慧网”即刊登文章说“法轮功学员并将在胡锦涛访问巴黎时欢迎胡锦涛访问法国，同时要求严惩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应该说释放出的善意是相当明显的。但是结果却不那么令人愉快。法国总统希拉克屈从于当时还是江泽民当权的中共的压力，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骚扰。
2004年11月中旬，胡锦涛出访拉美四国，在阿根廷停留两天。据现场的法轮功学员描述胡锦涛在看到请愿横幅后很认真地读，他同行的人还有向法轮功学员招手的。然而还是发生了大使馆骚扰法轮功学员、撕毁和抢走抗议“法办江泽民” 的横幅事件。明慧网发表了青山的评论文章“胡锦涛决定替江泽民背黑锅了吗？”
就在阿根廷事件发生的当天，大纪元发表公告，《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正式刊出。今年七月，我在大纪元上发表文章说《九评是伸向胡锦涛的最后一束橄榄枝》。在我来看，《九评》是对胡锦涛的一次挽救，希望胡锦涛能够通过阅读《九评》来去掉党性、去掉中共给它灌输的善恶颠倒的是非观念，恢复人性和理性。如果说胡锦涛是抱着理想主义加入中共，而对共产党没有一个正确认识的话，那么《九评》说明中共从一开始就是邪恶的集大成者。
中国人说事不过三，在法国和阿根廷的表现，可以说胡锦涛不尽人意，这次美国之行，胡锦涛和请愿、抗议人群的互动，就不能不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一年半以前，我在大纪元上发表了《历史不会永远等待》，今天我也想对胡锦涛说同样的话。
机会不会一给再给，天理也不会让罪恶没有截止地一直进行下去，时候到了报应就会来，所以从最基本的人道出发，希望这次趋吉避凶的机会，胡锦涛能够把握好。让人性的一面显露出来。实际上胡锦涛有三条路可以走，有两条是毁灭之门，有一条是永生之门，这个我们随后再说。而走上永生之门的光明大道，还需要胡锦涛有良知战胜党性的勇气。
在人性战胜党性方面，胡锦涛曾经做过一件事。1967年9月，邓小平全家从中南海被扫地出门。1968年9月，聂元梓唆使一群红卫兵把邓朴方关进一间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的实验室里，并把门封死。邓朴方知道，如果在这间放射线已外泄的房间待太久，自己必死无疑。情急之下，想翻窗逃走，结果从8米高的地方摔落地面，脊椎骨受重伤。
当时是胡锦涛借了辆板儿车把邓朴方拉到了医院。胡锦涛自始至终没有跟邓朴方说一个字。因为那个时候胡锦涛也是被斗争的物件，跟邓朴方有瓜葛会让胡罪上加罪。但是胡锦涛的胸前别着他的证件，上面有他的名字，这个名字也就被邓朴方记住了。所以，胡锦涛等于救了邓朴方一命。这个故事我听说的时候，也不知道其真实性如何，后来查资料的时候，发现1994年元月30日的香港《信报》上刊登了一个类似的版本。后来胡锦涛受到邓小平的提拔，平步青云，40岁就成了政协常委，43岁就成了中国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我们能看到胡锦涛的一丝人性。至少他当时没有因为阶级立场的问题见死不救，虽然冒了很大风险，还是做了一个人应该做的。1999年4月25日的中南海请愿那天正好是清华大学的同学会，胡锦涛有个大学同学叫张孟业的，向胡锦涛夫妇介绍法轮功。4月25日晚上胡锦涛回中南海时看到了法轮功的请愿人群，还给张孟业打了个电话，叫他当心一点。
所以，胡锦涛和江泽民还是有区别的，还没有到天良丧尽的地步。另一方面，胡锦涛的智商应该很高，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也很活跃，还是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舞蹈队的团支部书记，而且大学六年的学业除了一门功课是四分外，其他都是五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谈到的问题都是从最基本的是非和常识出发，胡锦涛应该能够听懂。
二、中共面临的危机和下场
今天这个研讨会的题目本身“胡锦涛、中共、中国”就是想把这三个概念区别开。这种区别意味着对中共彻底的否定，但是却给胡锦涛一次充分的机会，并对中国的未来走向进行研讨和预测。
中共所走的路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它的经济发展，我们且不论其资料的真实性，同样会把中共引向毁灭。
关于中共的起家史我们就不说了，《九评之二》提到了它的九大邪恶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在建政后又屠杀了八千万中国人，出卖了三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尽管中共的无耻文人编造各种理由为这些罪恶开脱，包括是为了更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将来会更好云云，其实我们回到基本的事实和常识层面，我们都知道杀人了就是犯罪，卖国也是犯罪。那是没有任何藉口的。
中共从出现开始就在走自我毁灭的路，尽管在某一段时间它会发展得很快。这种发展也是自我毁灭，就像癌细胞一样，比它周围的正常细胞成长和分裂快得多。暂时看起来好像其成长势头一发不可收拾，但等到它成长到一定程度开始扩散全身的时候，也就是它毁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人死了，这些癌细胞自然也就死了。
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癌细胞从中国摘除，否则中国会被中共捆绑着一同毁灭的。
中共的意识形态受过几次比较大的质疑，林彪出逃、改革开放和六四事件是三次最严重的冲击。六四以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共意识形态迅速死亡。中共为延续其统治采取的办法就是：你不相信我可以，但是你什么都不能信。所以它鼓励老百姓沈迷物质享受，而放弃精神追求。时至今日，中共已经不需要人们对它的信仰，而只需要人们对它的服从，把伪装撕去，变成了赤裸裸的暴政。
在人们对中共的意识形态毫无兴趣之后，中共开始用经济发展作为它的合法性证明。然而中共的制度决定了它选择一条自杀性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个问题讲起来很大，我简单地谈三点。
1．因为中共拒绝民主的藉口之一是人民素质太低，不适合搞民主。且不论这种说法有多么荒谬，但是中共也确实通过削减教育经费的办法降低人口素质，在联合国一次排名中，中国在120个国家中名列第113，比乌干达还落后。这种教育程度决定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是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而是劳动密集型的。所以中国出口的产品，技术附加值相当低。
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带来两个严重问题：
（1）劳动密集型产业要降低生产成本，产业工人就只能保持低工资。如果工人工资高起来，那么中国的出口优势就要打很大折扣（人民币升值2%都给中国很大压力，如果工人工资提高10%，那么效果会更加显著）。同时，对于污染不治理，对于工人不提供福利和劳动保护，同样可以降低成本（看一看大陆的矿难就知道了），这也会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2）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能源消耗非常可怕，尤其是中国这种能源效率低下的国家。比较中国占世界4%的GDP却消耗30%的能源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因为中国的产业结构本身就是消耗能源的。日本因为走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模式，他的产业结构本身当然就节约能源。但是同类的产业可以比较，比如中国冶炼一吨钢消耗的成品煤是日本和韩国的两倍以上。同时这种能源消耗，也对环境有更大的破坏力。
关于中国的生态灾难问题，这里不讲了。也就是中共的经济发展既不能让人过好日子，又在把中国拖向生态崩溃的深渊。
2．与经济改革伴生的不是腐败，而是抢劫。按照中共的理论，资产、至少是国有资产应该是全民所有。而在1998年以后，大量的国有企业破产兼并，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可以把上亿的资产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比如几百万）卖给私人或者外国人，拿到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的回扣。这就是抢钱。因为国有企业不是他们私人的财产，而是全民的财产，是在中共建政后工人几十年勒紧裤腰带攒下来的，所以相当于把大家的财产卖了后，钱装到了厂长自己的腰包里。而工人却下岗回家了。这给中国未来发展埋下了深重的危机。即使中国私有化了，这里还是一笔糊涂帐，因为钱可能已经被厂长们洗白了、挥霍了、转移到国外去了。
3．经济发展会削弱中共控制社会的能力。海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曾经表达过这样的理论，经济上的被剥夺会导致精神和自由上被奴役。中共邪党在夺取政权初期也就是通过攫取经济的绝对控制权达到让全民低头的。刘少奇后来被毛打倒后曾经找到毛，说，如果不行我回农村种地行不行？当然不行。
中国古代的知识份子之所以有骨气，因为最多不做官了，回家刨块儿地也不至于饿死。而中共在农村把一切土地从农民手里抢来给了“人民公社”，“统购统销”不让农民自己经营；城市里一切生产资料也都被中共抢走。如果不听中共的话，除了饿死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是中国人能够被中共掌控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的发展会给人以某种生活下去的出路。比如有很多大法弟子流离失所。但是他们不至于饿死，是因为真有一技之长，还是可以找到一口饭吃，这在改革开放前是极其艰难的。相对来讲，国营企业要“左”很多很多，那也是由于这种经济控制的缘故。中共之所以对于老百姓在餐桌上骂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是中共开明了，而是社会控制能力大大削弱了。
所以中共发展经济是死，不发展经济执政合法性就没了，死得更快。
中共维系统治的重要手段就是沦丧人的道德。这也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自杀性方式。虽然中共好话说尽，但毕竟坏事做绝。如果人能坚持最基本的道德判断，也知道这个制度是问题丛生的，稍微深刻一点的人就会看到这个制度是反人性的，更深入思考就会知道这个制度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因此，中共需要一个生存环境，也就是大家对它的邪恶习以为常。这本身就是在沦丧人的道德了。而道德是一个社会的粘合剂，道德沦丧的社会人人勾心斗角、做一些毒酒、毒米、毒面、毒奶粉之类的就司空见惯了。这岂止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更会导致社会的崩溃。
所以中共进行真正的道德建设就等于自杀，但是沦丧人的道德同样会使它解体。
时至今日，老百姓对中共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此时的人入党基本上是完全出于利益考虑，党内的人不退出也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或者自身安全的考虑。其实胡锦涛不用做什么社会调查。看看他自己周围的那几个常委，黄菊、贾庆林都是大贪官，曾庆红、罗干和吴官正则血债累累。党员们早就从心理退党了。体制内良心未泯的官员，如韩广生、陈用林、郝凤军等则公开挺身而出，告别中共。
中共除了造成经济危机和道德危机之外，政治危机和金融危机也同样迫在眉睫，上访人员此起彼伏的抗争已经使镇压策略渐渐失效了。所有的危机都是不解决就会令中共崩溃，解决的话，中共崩溃得更快。区别只在于，这些危机的积累不仅对中共是个威胁，对于中华民族都是威胁。危机的解决虽然会解体中共，但是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都是有好处的。
胡锦涛应该看到，中共运用成熟的那些手段，如欺骗、镇压、统战、收买等等都已经是强弩之末，特别在《九评共产党》出来后，中共解体已经是大势所趋。虽然，中共在《九评》后搞了一系列的活动转移民众视线和国际舆论，包括通过反分裂法、反日、“保先”、核武威胁美国等等，但是退党大潮不但没有遏制，而且日益高涨，同时《九评》在国内也越传越广，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以中共解体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且是在很近的将来就要发生。
第三、关于中国的前途
刚才讲的是胡锦涛和中共的关系。下面再说说中国。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等于反中国。中共不仅如九评指出的是黑帮、邪教，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反华势力。
中共为自己执政合法性辩解的藉口之一就是“它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歌曲《没有XX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老百姓努力工作的结果，也恰恰是中共放弃管理的结果。农村改革实际上就是中共放弃管理，城市改革的初期也是中共放弃了部分管理（搞承包，厂长负责制，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等）。现在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达到70%，而出口基本上是靠私营企业、合资企业或者外资企业，这些都是中共管不到的地方（至少是从经营上）。而中共管理的国营企业，如果不是靠垄断抢钱（比如电信业、石化业），要么就是奄奄一息。所以没有了共产邪党，中国经济会更好。
同时，没有了共产党的邪恶意识形态，中国将更顺利地走入道德重建，生态的压力也将得到缓解。
四、胡锦涛的路：废中共另立新党
胡锦涛面临着三条路：第一条，就是象传闻说的那样学习古巴和北韩，继续进行高压统治，直到中共灭亡为止。若如此他选择的就是齐奥塞斯库甚至是江泽民之路。无间地狱之门就会开启，无尽的恶报就会来临。这是下下策。
第二条路，就是无所作为，即不镇压，也不保先。这样至少可以不欠或者少欠血债，放任自流地让中共灭亡。
第三条道路，与其在九名政治局常委中至少六名江泽民人马的挟制下继续当儿皇帝，不如登高一呼。以停止镇压法轮功开始，公布法轮功真相及迫害真相，按照民意依法惩办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以及所有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罪责。同时停止保先，将《九评》印发全国交给全民讨论。待民心已变，则登高一呼，废中共另立新党，并昭告中共罪恶于天下。此为胡锦涛唯一的生路。
第三条道路看似艰难，实则平易。百姓苦中共暴政久矣，一个池州事件的小小警民冲突，可以酿成数万人的暴动。可见民心可用，民气可用。胡锦涛虽然在政治局是少数，但是在全国人民中却占了多数，可效法“重耳在外则生”的办法，先到人民中间，宣布废除中共，几天之内必然大局已定。真正维护专制不过极少数人，且各怀鬼胎，不足为虑。如此，即使没有先停止镇压法轮功，其效果也已达到。
刚才对于中共危机和胡锦涛的出路的分析还是用人中的道理来讲，从天理来讲中共已经十恶不赦，恶贯满盈了。神不会容忍它继续为恶。历史上的预言，从西方的《圣经启示录》，到东方的《马前课》、《梅花诗》等等都预言了中共的灭亡，而且从时间上推算已经迫在眉睫。
我非常喜欢小布希在九一一之后对国会演讲的结束语，他谈到反恐战争的时候说：“The course of this conflict is not known, yet its outcome is certain. Freedom and fear, justice and cruelty, have always been at war, and we know that God is not neutral between them.”就是：“这场战争的过程还不明朗，但结果昭然若揭。自由和恐惧，正义和残暴，在历史上一直发生着较量，而我们知道在它们之间，上帝不是中立的。”
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支援胡锦涛的第三条道路。中共解体，台湾就安全了，世界也就安全了。同时胡锦涛的第三条道路，中共各级党员在其所在位置上，也可以找到对应的途径。
五、西方社会的责任
中共存在的本身会侵蚀我们的道德，甚至让世界流氓化，唯一能与中共对抗的只有信仰。
我举个例子，我在去年去加油站的时候觉得2美元一加仑汽油实在是太贵了，今天我要是看到2.5美元一加仑的汽油，就会觉得好便宜。所以油价本身并不是造成我觉得贵、或者便宜的原因。而是我所预期的油价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异决定了我的感受。
人的适应性很强。在二战时期，很多刚到集中营的党卫军看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觉得恶心，两个星期下来就习惯了。而我们对中共的邪恶也形成了一种习惯。只要中共做一点好事，全世界欢呼雀跃。因为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而中共杀了人，大家却觉得很正常。还找各种藉口帮助中共开脱。
长期下去，我们就会习惯于中共的暴行，这是对我们自身道德的挑战。因此民主社会也必须携起手来。对中共说不。尽快终止这场已经在中国持续了五十多年、甚至八十多年的浩劫。
我们不指望胡锦涛给我们什么恩惠，但是我们希望胡锦涛自己能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作一个正确的选择。机会是稍纵即逝的，如果不能尽早走上第三条道路，恐怕连走第二条道路的机会都没有了。
胡锦涛作为中共党魁，对于他当上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后的罪恶不能说没有责任，但是他的地位又决定了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赎回罪过。
我想引用《九评是伸向胡锦涛的最后一束橄榄枝》的最后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历史上阿育王的故事，或许可以为胡锦涛所借鉴。此人篡位得国，将王族政敌全部杀掉，被认为是暴虐之君，后来远征羯陵伽国，屠杀十万人，造业无数。后深感悔悟，遂皈依佛法，停止武力扩张，在全国修建84000 座佛舍利塔，集结佛经，派使团四方传教；推行公益事业，如为平民建立医院、为旅游者建休憩之地；对贫民施舍等，使印度大陆得以统一，孔雀王朝盛极一时。至今宁波仍有阿育王寺，以缅怀这位伟大的君主。
阳关大道已在脚下。一切的劝善之言也都出自对所有生命的慈悲与珍惜。我们希望－－但并不是指望，胡锦涛及早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