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都，一名矿工在环境恶劣下吃着午餐。自今年七月以来，中国发生了218次矿灾，近700人死亡
尽管闪耀的大都市和兴起的中产阶级，为中国新建立的工业力量及快速发展的财富作了证明，但中国广大城乡地区的穷人，面对高失业率和制度化的腐败，也愈来愈感到绝望和茫然，而这种不满已由表面下的酝酿逐渐浮现出来，导致暴力抗争事件戏剧化的增多，威胁到共产党权力、甚至威胁整个国家经济的苏醒。
中国北京，一名流浪儿正吃着乞讨来的午餐
由记者坎普贝尔（Andrea Mandel-Campbell）执笔的这篇特别报导指出，中国大陆的社会紧张情势近年不断升高，而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安全网在快速改变下持续紧绷，已使得整个中国大陆体制濒临崩溃。
据中国当局报告，自二００三年以来，群众抗争事件至去年已增加到七万四千件。虽然暴动仍可由共产党的高压政治机器平息，但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美国前总统柯林顿的亚洲事务顾问李侃如指出：“扩大的收入差距显然是主要关切的来源，若这种不平等达到人民认为绝望的时候，就会产生高度的不安定性；那会使中国领导层大为忧虑。”
坎普贝尔表示，虽然中国官方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四点三，但真正的数字可能超过百分之十。除了近年来由无效率的国营企业解雇的四千万人以外，另有三千万人列名于一些已不营运的公司员工名单上，此外，还有人口庞大的农民，土地被任意征收去扩建发展极快的工业，他们结合起来的声势相当惊人。
据坎普贝尔估计，有一些农人被重新安置，但其他的人则加入被景气城市吸引的移居工人之列，约有一亿五千万人，他们不得不非法工作，赚取极低的工资而无法得到社会服务。这些史无先例的移居者给中国本已摇摆的基础建设造成巨大负担。
在努力对抗负面的附带结果时，共产党继续以寻求“和谐社会”为第一优先。胡锦涛和温家宝自二００三年取得政权以来，就压制新闻媒体对冲突的报导、关闭报纸、封锁大学网站，且强迫微软公司不得使“民主”和“自由”等字眼出现在中国的入口网站。
中共政权甚至采取空前的手段，以间谍和诈欺等罪名逮捕外国媒体人员。近数月来，许多异议知识份子和律师被逮捕并监禁。亚尔伯达大学政治学教授姜文然表示：“胡做了一个务实决定，去镇压知识份子，这样他们就不会制造麻烦。”
但坎普贝尔指出，当党有效地封锁异议人士言论时，却无法缓和收入的差距，一个城市居民的收入是一个乡村劳工的六倍。虽然北京已削减了农业税，但乡村人口仍然苦于一些费用和地方政府开征的税收。虽然北京是独裁统治，但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真正有权力和最公然滥权的是地方政府──从藐视环保和卫生规则，到公然收贿，往往刺激了不安定。
乡村居民被排放毒物的工厂污染的河流所惊吓；不但农田被破坏，也使农村人口受癌症和天生畸形的折磨。
据中国政府报告，自今年七月以来，中国发生了二百一十八次矿灾，近七百人死亡，而可能发生的致命性传染病，如SARS和禽流感等也曾使中国饱受折磨。最近流行的所谓猪流感就造成三十九人死亡和二百多人感染。
李侃如指出：“中国大陆乡村的公共卫生体系是一个大灾难，而其只有恶化，没有进步。它使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陷于危险，因为中国目前与世界经济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稍有疫情就会祸及全球。
同样地，中国普遍贪污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地方的共党领导人，他们统治他们的地区好像封邑，而往往与靠盗用智慧财产权获利的国营企业合作。
坎普贝尔表示，过去四年，中国至少处决了二十五名犯了有关贪污罪的官员，贪污金额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估计中国每年有六百亿美元被藏匿于国外帐户，贪污不仅破坏中国的经济繁荣，也损害共党的政治合法性。
姜文然指出，中共官员贪污和社会不安的结合有一天可能使共党失去对权力的垄断。今年七月间因有些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坏帐比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六，北京担心发生破产而关闭了其中八家。
中国的城市居民一直认为全国的七亿五千万农民“不像正常人”。香港虎报特派员威尔森（Elliot Wilson）表示：“他们担心暴民”。直到最近，“暴民”的示威都属局部性，且通常是自发的。姜文然指出：“但动乱地方已变成愈来愈政治化的组织，这对中共政权来说是相当担忧的。”
然而，真正令人担心的不是那些对抗的民众，而是在一胎化政策下造成的娇生惯养的子女。虽然父母们宁愿将这些“小皇帝”扛在肩上，也不愿把他们放在婴儿车里，但这些孩子们很快就必须挑起更重的担子──若他们结了婚，就要扶养多达八位祖父母辈。
未来十年中，退休的人数将多于加入劳动力者。坎普贝尔结论说：“中国，在致富以前可能已先老化了，即使中国的制度没有因自己的重担而崩溃，那些小皇帝们长大后也要面对这个制度的问题。”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