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写下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也许微不足道，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气和可悲。这些事，儿辈或许多少知道一点儿，孙辈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为奶奶为他们讲“天方夜潭”的故事，故而把这些血泪斑斑的残暴行为命名为“文革逸事”，让后人来评说吧。
一、初尝游斗
1966年6月1日深夜，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这时，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学校司机老赵开车来外专宿舍楼接我和老伴以及其他几位总支委员，参加学校党总支紧急会议，传达第二天即将见报的北大聂元梓等7人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并研究应对措施。9个总支委员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个阵势，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说什么好，整整一宿，也没有讨论出结果来。
当第二天新闻联播播出这张大字报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学校里立即乱作一团。不久，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揪斗校系领导，冲击各级组织，党政工作陷于瘫痪，接着运动步步升级，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我是学校团委书记，直接面向广大青年师生，我又爱和青年人聊天，结识不少青年朋友。可是，“文革”风暴一来，说外专执行的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建团路线，我这个团委书记就成了推行修正主义建团路线的急先锋。我结识的一些青年朋友都起来反戈一击，给我糊了一个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这可是外专戴高帽游街的第一个“走资派”，我心里又怕、又羞、又恼，真是斯文扫地，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
好不容易游斗完了，放我回家吃饭，老伴已为我煮好一大碗面条，还特意放了两个荷包蛋，但我却一点食欲也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话也没有，两眼发直，呆坐在沙发上。这时，老伴从他的卧室拿出一个自己糊的高帽子，同我戴的那个差不多，强作笑颜地对我说：“明天要是再游斗，我戴这顶陪你游”。我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烦恼一下子全消失了，端起面条碗，吃个净光。这时我才发现，老伴两眼都含着泪花，是无奈的泪，也是痛苦的泪。
我心里有了底，不再惧怕戴高帽子游斗，而外专的学生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学子，胆子比较小，也比较克制。有些人也许觉得游斗不大过瘾，就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会场一片打倒声，还让我第一次尝到坐“喷气式”的味道：弯腰90度，脸望前方，双臂向后高举。大会点名要我老伴上台揭发，老伴照着报纸口径批了一通修正主义后，竟为我表起功来，说我来学校刚一年，作了多少事情，都是根据党中央指示做的，谁能知道是修正主义呢？未等他讲完，就被“革命”群众轰下台去，我心里暗自发笑，心想，你这个书呆子，现在是什么气候，还在表功，有你好看的。果然，没有多久，老伴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而且比批斗我还厉害。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精心培养的一个团委接班人反戈一击，竟信口雌黄，把我苦口婆心劝他安心团的工作，并现身说法，服从组织分配，34岁还作校团委书记的工作，说成是以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拉拢他。他家在农村，生活很困难，我主动借给他60元钱让他寄回家应急，说我拿臭钱腐蚀他。要知道，那时的60元钱，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的工资啊。遗憾的是，这位同志“文革”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表示歉意的话，也从不提60元借款的事，可见，“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
二、“三家村”和“夫妻店”
“文革”开始，北京市就揪出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各地、各单位都如法炮制，外专造反派也不甘落后，就把我和老伴，再加上副校长刘质毅（原湖南株洲市委副书记）三个人打成外专的“三家村”，理由似很“充分”，因为我们三人都是从对外经委调来的，又都是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按造反派的说法，执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必然臭味相投。但批来批去，除了几顶吓人的大帽子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更揭发不出有分量的反党材料。于是造反派就别出心裁地提出批周宗贤、封佩玲“夫妻店”。要说“夫妻店”，自有造反派的说法，因为我们是从广西南宁调京的，“文革”乍起，广西大乱，分成“联指”、“4?22”两派。
那时，时兴大串联，两派都有人来京，我和老伴都特别好客和念旧，不论哪派，只要找上门来，都热情接待，或吃顿饭，或住上几天，只谈友谊，不谈派性，也记不清招待过多少拨，多少人。那时最感困难的是粮票不够用，因为吃饭买粮要粮票，有些避难来京的同志，来不及带粮票，我们只好东挪西借，往往是寅吃卯粮，有时实在接不上顿，就和老伴带上两个孩子串亲戚找顿饭吃。没有想到，这种同志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友谊竟引来了大祸。由于谢王岗同志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袁家柯、罗丽华同志住了十多天，我和老伴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谢、袁两位同志，都是我们尊敬的老领导，谢王岗还是我和老伴结合的“红娘”，袁家柯更是老伴的入党介绍人，以正常的眼光看，是很自然的友好交往，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何况，任何朋友来家住，我们都按规定如实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
可是没过多久，谢王岗、袁家柯被康生点名扣上特务和死不改悔走资派的帽子，造反派对我和老伴的批斗大大升级了，我俩都成了包庇窝藏坏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们家成了窝点，并被造反派戴上“周封夫妻店”、“黑店”的桂冠。这时就不光是文斗了，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老伴被打、被虐成疾，1971年4、5月份在积水潭医院急诊收治住院，生活不能自理，长达4个多月。我每天要在“五?七”干校劳改，接受批斗，又惦记医院的老伴和在家里无人管的两个幼子，身心憔悴。
有一天，从干校回家，听我12岁的大儿子说，家属造反派斗了他几天几夜了，说一个造反派的儿子丢了10元钱，他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定不是好人，非逼他承认偷了这10元钱，不承认不给睡觉，还威胁送他去派出所劳改。我最了解自己的孩子，街上捡到一分钱都送到警察叔叔那里，我们的工资都放在家里明显的地方，也从来没少过一分钱，可是那时就是造反有理，无法无天，造反派说你是坏人，不是也是。我心疼孩子受委屈，违心地拿出10元钱给那位造反派“夫人”，并狠狠心，把大儿子送到河北迁安的亲戚家，把只有8岁的小儿子送回河南老家。在那个年代，对自己的孩子，不仅不能给予保护，甚至难以抚养。送别儿子的滋味，别提多难过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划界限
康生点名批判谢、袁后，外专的造反派和军工宣队认定是他们立功的机会来了，抓了两条“大鱼”，他们很懂“策略”，先把我老伴关进“牛棚”，不给自由，不给见面，背对背地交代揭发，规定每月只有一次给老伴送粮油票和日用品的机会，每月见面时，后面总跟着造反派或军、工宣队队员，生怕我们串供。说来奇怪，只要看上老伴一眼，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就觉得放心了，没事。几个月也搞不出他们需要的材料，于是，他们又玩了一手，要我同老伴划清界限，说：“周宗贤是铁板钉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谢、袁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你是受蒙蔽的，性质不同，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大胆揭发，划清界限。”见我还是揭不出老伴的反党材料，造反派进一步逼我说：“你是要党籍，还是要周宗贤。”我毫不含糊地说：“我要党籍，也要周宗贤。”造反派实在逼不出东西来，就满校园糊大字报，说我划不清界限，死路一条，死定了。后来，老伴从牛棚里放出来，造反派对他采取的是同样拙劣的办法，同样是一无所获。
四、封鬼
外专军、工宣队和造反派在学校弄不到他们需要的材料，就派出不少人外调，不知道他们在南宁外调时怎么听说我在学生时代有个绰号：“封鬼”，以为可找到了一个过硬材料，能置我于死地。其实，“封鬼”是南宁解放前我搞地下学运工作时，战友们对我的昵称。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这就要求地下工作者既要有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又要有善于斗争、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手段。“封鬼”就是战友和同学们对我这段表现的肯定，它是机警的意思，又含有一种乐观向上、幽默浪漫的意味和同志间的亲切感。尘封的记忆，本算不了什么，更没有表功的意思，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某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把具有革命含义的称谓诬称“风流”的意思，并借此攻击污蔑我有作风问题，妄图把我的革命斗争史篡改为“风流韵事”史。他们为了打倒我，可谓处心积虑。但南宁外调材料丝毫帮不了他们的忙，于是，他们只有编造谎言了。谎说南宁没有地下团的组织，说我历次交代参加过地下团是假的，搞地下活动是无中生有，是欺骗组织，混入革命队伍，以他们编造的谎言激发群众的义愤。真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已不顾做人的起码良知了。批风流鬼批不下去，于是又把“封鬼”说成是“疯鬼”，要我交代疯狂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不然，为什么叫“疯鬼”。我说是封佩玲的封，不是疯狂的疯。造反派说，不管哪个封，你就是疯狂，不交代疯狂，就是不老实，过不了关。如此强词夺理，不讲道理，已是司空见惯。你批你的，我就像没听到一样，思想早开了小差。
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