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5-09-16 19:12:00作者：
与戛纳、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并列为世界最重要电影节之一的多伦多电影节，本月8日到17日在多伦多举行，52个国家的335部电影参加了今年的第三十界多伦多电影节。一部名为《Child Blue》的记录影片，以大量真人、实物的现场拍摄，揭露了中国经济发展、繁荣背后，中国儿童劳工生活的鲜为人知的现状。
时值胡锦涛访问温哥华，《Child Blue》的制片人陈宗秀女士紧急致信胡锦涛，呼吁他思考中国劳工的权益，保护影片中的被拍摄者。以下是其英文信的翻译。
胡锦涛先生：
我的很多朋友都建议我买一个出生证明再伪造一个新的身份证，以便我能够重新到中国访问，但我决定还是选择向您坦白并申请得到特殊的保护。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大陆美丽的四川省的一个很闭塞的小山村时，被两个很负责任的当地警察以不许停留超过24小时的理由拘留审问过。在那个有着独特的稻米梯田的朴实的村庄里，耕牛比自行车还多，孩子们和那些在泥土路上闲逛着的山羊和鸡一起玩耍。在我给警察看了我的注明台湾为出生地的美国护照之后，那些勤快的警察立刻坚持说我是一个为美国和台湾政府做秘密工作的人。而拘留和审问我的唯一的证据就是我的护照和摄影机。
当时是因为我年轻的朋友小鱼儿在广东的一个牛仔服加工厂工作一年后，回到这山里的村庄探望自己的家人。我只是跟随拍摄了她探望自己的祖父母，帮助她的妈妈做家务，以及她和自己的小猫小狗一起玩的镜头。
在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后，我终于可以离开中国了，但我的录像带被没收了，这里我不想详细描述那些细节，因为那些帮助我离开的朋友们都还生活在那里。
我18岁就从台湾来到美国读专科，并成为了一个摄影师兼电影制作者。四年前，我第一次受到我的摄影指导老师Micha Peled的邀请到中国去访问。我非常沉醉于那座花园般的城市──深圳和它周围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工业区，这里为西方国家生产提供了大量的产品。
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告诉人们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后面的故事。于是在过去的这四年里，我有很大一部份时间是在一个牛仔服加工厂的宿舍里，和那些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的十几岁的天真的女孩子们生活吃住在一起。我分享着这些女孩子的小秘密，和她们一起为她们那些生着病却还在地里干着活的祖父母担忧，分享她们寄钱回家供她们的兄弟姐妹读书，并在下一个收获季节前给家里买一个新的稻米收割器的梦想。
这些我一生中从未遇到过的13到20岁女孩子，突然之间就把我吸引住了。她们全都无私的为了供养家人而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温暖的家，到几千公里之外的，一个讲着她们几乎根本就听不懂的方言的陌生省份去，生活和工作在出口产品加工厂里。
然而她们的处境却非常的艰难，由于她们拿的是计件工资，所以她们要尽可能的多做。尽管她们对每天从早上8点干到凌晨3点感到非常的累，但我听到她们仍然在想尽办法的让自己保持清醒，甚至是用凉衣服的夹子夹住她们的眼皮使其保持张开。这些奇特的女孩子是促使我在几年间能够冒着被警察抓捕的危险返回到那些工厂的原因。
由于您的国家还禁止对国外媒体发表真实的言论，我们对所有国内的朋友撒了谎，说我们拍摄只是为了保护她们和我们自己。而现在，我们的电影《中国正蓝》正在高水平的多伦多电影节上放映，而且还将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美国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国际性影展上播映。西方的观众们将第一次看到，那些他们的孩子们穿着去玩篮球、上学、参加集会的牛仔裤，就是由这些同样年龄的勇敢的女孩子们制造的，并将对是什么使这些女孩子每天工作12到17个小时，并且几乎得不到报酬而感到震惊。
在北美，我们的言论自由是受到保护的，但我担心我们那些在中国的无辜的朋友们会因为被我们拍入了影片而面临来自政府的压力和麻烦。我敢肯定您的许多下属一定会和那两个在小山村里审问我的警察一样，他们不会相信，我的兴趣仅仅是讲述我自己的朋友小丽、小兰、李萍、小鱼儿的人生故事。不过有一点我敢肯定，随着这部电影在世界上的公映，国际观众将被这些工厂里的，我的小妹妹们所牵动，并关注她们的安全。
由于我们的电影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得到公映，所以我想请您在方便的时候私下观看一下这部电影，藉此来认识一下这些年轻的，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用来供养她们的家庭的姐妹们，也认识一下那位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下努力工作着的，新的工厂主──赖先生。
而最为重要的是，我想请求您给她们予保护，因为在西方社会里，媒体都在怀疑她们可能因为被拍摄而遭到迫害。同时，作为一个记录片的制作人，我对回中国去探望那里的老朋友们很有兴趣，我希望下一次去时不会又被拘留，因为我总是带着我的摄影机。
此致！
《中国正蓝》助理制片人：陈宗秀
附：影片《中国正蓝》简介：
16岁的小丽是丽锋制衣厂的剪线工，在中国南部的小城沙溪，这是数十个这样的棉纺织品厂之一。从她进厂后，她就和她的新朋友，裁减工李萍，拉链安装工小兰一起制作人们穿的牛仔服。小丽成为了上千万打工族中的一员，这些打工者几乎都是年轻的女性，她们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营。
当小丽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她为自己能帮家里挣钱了而感到高兴，当她从农村走向城市时，对沙溪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所知很少。但很快的，她就得为那微薄的工资而每天工作16小时。有时在宿舍里小兰教她扭扭迪斯科舞和模特步，以及和14岁的李萍在午夜时溜到市中心买杯5毛钱的饮料，这些给茉莉带来了一丝安慰，友谊成为了茉莉能够继续她的繁重残苛的工作的支柱……
时值胡锦涛访问温哥华，《Child Blue》的制片人陈宗秀女士紧急致信胡锦涛，呼吁他思考中国劳工的权益，保护影片中的被拍摄者。以下是其英文信的翻译。
胡锦涛先生：
我的很多朋友都建议我买一个出生证明再伪造一个新的身份证，以便我能够重新到中国访问，但我决定还是选择向您坦白并申请得到特殊的保护。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大陆美丽的四川省的一个很闭塞的小山村时，被两个很负责任的当地警察以不许停留超过24小时的理由拘留审问过。在那个有着独特的稻米梯田的朴实的村庄里，耕牛比自行车还多，孩子们和那些在泥土路上闲逛着的山羊和鸡一起玩耍。在我给警察看了我的注明台湾为出生地的美国护照之后，那些勤快的警察立刻坚持说我是一个为美国和台湾政府做秘密工作的人。而拘留和审问我的唯一的证据就是我的护照和摄影机。
当时是因为我年轻的朋友小鱼儿在广东的一个牛仔服加工厂工作一年后，回到这山里的村庄探望自己的家人。我只是跟随拍摄了她探望自己的祖父母，帮助她的妈妈做家务，以及她和自己的小猫小狗一起玩的镜头。
在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后，我终于可以离开中国了，但我的录像带被没收了，这里我不想详细描述那些细节，因为那些帮助我离开的朋友们都还生活在那里。
我18岁就从台湾来到美国读专科，并成为了一个摄影师兼电影制作者。四年前，我第一次受到我的摄影指导老师Micha Peled的邀请到中国去访问。我非常沉醉于那座花园般的城市──深圳和它周围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工业区，这里为西方国家生产提供了大量的产品。
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告诉人们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后面的故事。于是在过去的这四年里，我有很大一部份时间是在一个牛仔服加工厂的宿舍里，和那些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的十几岁的天真的女孩子们生活吃住在一起。我分享着这些女孩子的小秘密，和她们一起为她们那些生着病却还在地里干着活的祖父母担忧，分享她们寄钱回家供她们的兄弟姐妹读书，并在下一个收获季节前给家里买一个新的稻米收割器的梦想。
这些我一生中从未遇到过的13到20岁女孩子，突然之间就把我吸引住了。她们全都无私的为了供养家人而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温暖的家，到几千公里之外的，一个讲着她们几乎根本就听不懂的方言的陌生省份去，生活和工作在出口产品加工厂里。
然而她们的处境却非常的艰难，由于她们拿的是计件工资，所以她们要尽可能的多做。尽管她们对每天从早上8点干到凌晨3点感到非常的累，但我听到她们仍然在想尽办法的让自己保持清醒，甚至是用凉衣服的夹子夹住她们的眼皮使其保持张开。这些奇特的女孩子是促使我在几年间能够冒着被警察抓捕的危险返回到那些工厂的原因。
由于您的国家还禁止对国外媒体发表真实的言论，我们对所有国内的朋友撒了谎，说我们拍摄只是为了保护她们和我们自己。而现在，我们的电影《中国正蓝》正在高水平的多伦多电影节上放映，而且还将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美国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国际性影展上播映。西方的观众们将第一次看到，那些他们的孩子们穿着去玩篮球、上学、参加集会的牛仔裤，就是由这些同样年龄的勇敢的女孩子们制造的，并将对是什么使这些女孩子每天工作12到17个小时，并且几乎得不到报酬而感到震惊。
在北美，我们的言论自由是受到保护的，但我担心我们那些在中国的无辜的朋友们会因为被我们拍入了影片而面临来自政府的压力和麻烦。我敢肯定您的许多下属一定会和那两个在小山村里审问我的警察一样，他们不会相信，我的兴趣仅仅是讲述我自己的朋友小丽、小兰、李萍、小鱼儿的人生故事。不过有一点我敢肯定，随着这部电影在世界上的公映，国际观众将被这些工厂里的，我的小妹妹们所牵动，并关注她们的安全。
由于我们的电影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得到公映，所以我想请您在方便的时候私下观看一下这部电影，藉此来认识一下这些年轻的，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用来供养她们的家庭的姐妹们，也认识一下那位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下努力工作着的，新的工厂主──赖先生。
而最为重要的是，我想请求您给她们予保护，因为在西方社会里，媒体都在怀疑她们可能因为被拍摄而遭到迫害。同时，作为一个记录片的制作人，我对回中国去探望那里的老朋友们很有兴趣，我希望下一次去时不会又被拘留，因为我总是带着我的摄影机。
此致！
《中国正蓝》助理制片人：陈宗秀
附：影片《中国正蓝》简介：
16岁的小丽是丽锋制衣厂的剪线工，在中国南部的小城沙溪，这是数十个这样的棉纺织品厂之一。从她进厂后，她就和她的新朋友，裁减工李萍，拉链安装工小兰一起制作人们穿的牛仔服。小丽成为了上千万打工族中的一员，这些打工者几乎都是年轻的女性，她们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营。
当小丽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她为自己能帮家里挣钱了而感到高兴，当她从农村走向城市时，对沙溪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所知很少。但很快的，她就得为那微薄的工资而每天工作16小时。有时在宿舍里小兰教她扭扭迪斯科舞和模特步，以及和14岁的李萍在午夜时溜到市中心买杯5毛钱的饮料，这些给茉莉带来了一丝安慰，友谊成为了茉莉能够继续她的繁重残苛的工作的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