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作为反革命分子而被枪毙的投毒犯张德才，投毒的真正动机，原来不是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而是出于报复的目的。张德才在工地，刚开始时还表现不错，热情而勤快，赢得好评，所以被安排为排长。但1959年，三门峡水利工地上的那些民工，被要求“大跃进”地干活，却吃不饱肚子。冬日的下午，张德才因“肚子咕咕叫”，竟然躺在宿舍没出工。于是他被在大会上“辩论”（即批斗）了，此前多吃馒头和窝头的事也被揭发出来。随后因不积极出工，又被“辩论”了一次，这次批斗得更厉害，列举的罪状有：他说去死了的几个人那里“能吃饱”，显然是诬蔑食堂吃不饱，还“装病”，“反对大跃进”。从此他被整得灰溜溜的，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他对被“辩论”怀恨在心，决计报复批斗他最厉害的副连长仝某，但因无法给仝的碗里放药，最后将药放进了大家的锅里，犯下了弥天大罪。
在家喻户晓的“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其实有不少是地主富农子弟，还有个别是反革命家属。在极重视阶级成分之日，他们是不能算作“阶级兄弟”的。但为了突出“阶级兄弟”的概念，这些出身不好的人的家庭成分均被填作下中农或中农，暂时享受了“阶级兄弟”的待遇。
事件过后，他们又都全部恢复了原成分，在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和“文革”中，均遭受严厉打击，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被迫自杀，更多的是娶不到老婆。由于该书作者详细调查了中毒者后来的情况，所以“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这特殊一族的情况，也就详细记录在案。
当时只报道在感人的救助下，“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全部获救，并没有报道后来的治疗情况。其实中毒民工大都留下了后遗症，不少人患了眼疾，有的大脑受症而痴呆，有的因患了胃癌或肺气肿而死去，还有一些其他病。
当年中毒事件发生后，令人颇多感触的还有我们的新闻界。平陆小报的记者当时最先得悉此事，但请示县委后，有关领导指示不许报道。
晋南地区报和山西日报同样悄然无声，不作任何报道。中毒时间为正月初六，即1960年2月2日，直到2月6日，北京晚报才登出了一则报道《千里急救》，将该事件公开，从而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新闻潮。当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时，太原、晋南的记者们，还有平陆小报的记者，这才猛醒，有人感叹说：还是北京的报纸有水平，“选择救人角度真妙！”于是立即行动起来，争先恐后地报道抢救经过，外地的报纸也都积极参加进来。影响最大的是中国青年报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使“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成为那次事件的代名词。新闻潮又引动了文艺界的竞争。新闻界、文艺界对此事件报道和宣传的声势和规模，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
平陆事件被报纸、电台、戏曲、电影大力宣扬，当时有其政治原因，这就是高昂的跃进曲响彻全国，而“左”的错误和浮夸风造成的灾难，也威胁着全国。于是平陆事件便被大力宣扬，用来抵消全国性的饥饿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平陆事件在全国大力宣扬，还因为它可以作为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为主张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国内主要矛盾论提供了有用的依据，所以随后便用来为骤然高涨的阶级斗争形势推波助澜。由山西省委主管政法的副书记亲自定稿的平陆县人民法院布告，在省城大量印刷，在枪毙投毒犯的当日，全国各地同时张贴，在当时也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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