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全上海以至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在赤区以外杀害人命的残酷手段，有了确切体认。同时，国际的正义人士，也普遍引起深切的注意和同情，舆论一致指责共产党的违反人道主义的罪行。
第二，我们在租界方面的工作信誉从此建立，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和各地的租界当局从此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合作关系，为以后的业务增加不少便利。此点，关系极大，因为各地共产党的地下指挥机构，大部设在租界里，没有租界当局的通力合作，是难加以破获的。
第叁，对于新近转变的，或是以后转变过来的共产党分子，坚定了他们效忠于我的决心。
第四，周恩来本人也因此不能在上海立足，秘密潜往江西赤区。我想若不是他走的快，他一定会步许多被捕同志的后尘的。
最可笑的，共产党国际为了平息国际正义人士的愤怒，挽回国际舆论的不利形势，对于中共的这种暴行，竟也假惺惺的发出“指责”，说是“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于残酷的报复手段”。话是说的不错，然而除了“残酷的报复手段”之外，共产党又能用什么来维系他的暗无天日的魔鬼集团呢？
总书记向忠发被出卖
人们□知道共产党对待敌人是残忍的，其实他们对待自己的同志又何尝不残忍呢？为了争夺个人的权利，竟不惜向“敌人”出卖自己的同志，卑鄙无耻到如此程度，真是和禽兽无异。下面就是共产党陷害同类的无耻记录。
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内部也引起分裂，第一次清算了陈独秀，第二次又罢黜了瞿秋白，这前后两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于是第叁任的共产党总书记便想改变花样，捧出一名真正无产阶级的人来做招牌。于是，目不识丁的老船夫向忠发，便在这样的机遇下，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是一切指挥大权，都落在宣传部部长李立叁之手，这便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所谓“立叁路线”时期。
在这同时，共产国际也加紧对中共中央的人事控制，在莫斯科训练成熟的中共党员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等所谓“二十八个标准布尔什维克”（这是中共内部派别的一个小集团名称，他们自称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已达到了国际的布尔什维克标准的程度，言外之意，就是看不起那些没有到过莫斯科，不懂得“理论”的土包子，包括当时的毛泽东等在内），也陆续派遣回国，共产国际东方局书记米夫（MIF），更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资格，亲临上海，就近指挥。不过，这些莫斯科归客，因过去毫无工作历史，虽因米夫的提拔，得以厕身于“中央机关”，但实际领导权仍操于原来的老干部之手，陈绍禹等年少气盛，目空一切，当然不甘久居人下，于是处心积虑想把现存这批领导人物挤掉，结果便闹出自相出卖的丑剧。
事情导源于一件桃色纠纷，时间是民国二十年（一九叁一）一月。
一位曾受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员胡君，回国以后，被派为共产党江苏省委，他有一个年轻而又美丽的妻子──陈小妹，也是共产党员，同被派在江苏省委的妇女部工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鹣鹣鲽鲽真是一对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陈小妹忽然接到共产党中央转来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员罗绮园“住机关”，（因为罗的住所，须要有个女人去掩护，所以共产党派她住到罗的机关里，表面上装成罗的妻子。）根据共产党的工作纪录，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须征求同意，□有绝对服从，此事当然也不例外，陈小妹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里万分不愿，但是鉴于“纪律”的森严，不敢违抗，□好忍痛分手，不过，问题却从此发生了。
原来陈小妹竟是一个在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女子，虽说已受过布尔什维克的洗礼，对男女问题，不像一般旧式妇女那样拘谨，但是要她去和一个未曾见过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点为难。于是常常找机会向她的丈夫诉苦，胡君呢？本来已对“领导方面”这种“乱命”非常忿恨，经不起她的爱妻的一再哭诉，更感无法忍耐，□是夺走他的爱妻的是共产党，不是一个普通人，这将如何处理才好呢？想来想去，没有主意，后来想到老同学陈绍禹以足智多谋见称，乃走去和他商量，陈绍禹对此本早有所闻，看到胡君前来求教，联带想起自己的郁积已久的心事，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轻声的向胡君献策：“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救回你的妻子。”
“向国民党告密？”忠实的胡君，简直认为陈绍禹故意开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测验他对共产党是否忠诚。因此，初听之下，不由惊呆了，但细看陈绍禹一本正经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没有设计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细一想，除此以外，的确别无更好的方法。结果，“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战胜了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胡君终于接受陈的建议向我们求援了。
不过，有一点，与陈绍禹的原意不符，陈的献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名报告罗绮园的住所，同时，事先将陈小妹约出来，以免同时被捕，胡君一想，此事不举发则已，一经举发，自己就不能再在共产党内存身，所以索兴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头检举。
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导我们到马斯南路一座很华丽的巨宅中，把他的爱妻接出来，并把罗绮园捕到。在另一个房间里，又捕到共党的另一要员杨匏安。
罗绮园和杨匏安都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共产党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而和瞿秋白、毛泽东等相等，在所谓“国共合作”的跨党时期，他们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时是属于瞿秋白、李立叁的一派，而与留俄派的陈绍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卖了。
罗、杨被捕之后，我们接着追问当时共产党的总负责人向忠发的下落，然而罗、杨二人都不知道他的住所，胡君更不用说了。正当无法可想的时候，第二个奇迹又出现了。
一天，有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住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我们对于这宗送上门来的献礼，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为这个青年，在共产党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按照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试，遂由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逮捕到一个土头土脑，年已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他的口齿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从外表看，很像一个商人，住在珠宝店里，倒很适合他的身分。
他初来时不肯承认他是中共的第一号领袖，我们对原报告人本来不十分信任，见了这副行径，也相信可能有错，正感到为难之际，有一个同事，他是向忠发的同乡，也干过船员，他说认识向忠发，并知道向过去的历史，向当船夫的时候，嗜赌如命，有一次从赌场中输完了钱回来，发誓要戒赌，竟把自己的左手无名指斩断一小段，以示决心。经他的指认，再一验向忠发的左手，果然无名指短了一段。向忠发无法再抵赖，□好低头认罪了。
在这以前，我们对中共中央的重要机关，已破获了多次，被捕的许多有地位、有历史的中共要员，经过我们的耐心说服工作，大都愿意脱离共产党，参加我们的工作，这在当时己成为极普遍的风气，共产党对于这种轻易转变的现象，极为恐慌，故在向忠发被捕之后，便故意放出空气，说是：“过去许多党员的叛变，乃小资产阶级动摇善变的劣根性的充分表现，向忠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无产阶级有对革命忠实到底的优良品质，决不中途动摇转变，所以相信向忠发一定不会向敌人投降，一定会替共产党牺牲。”这种空气，并且故意传到向忠发的耳里。
其实，共产党的心机完全白费。向忠发的结果，虽是替共产党牺牲了，但这不是他的本意，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们表示，他□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按照我们办理同样案件的成规，向忠发既有表示转变，他的求生愿望是应该让他实现的，但是这一次却发生了差错。当我在南京接到向忠发愿意转变的报告时，他已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枪决了。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种损失。
在逮捕向忠发时，尚捕到一个和他同居的妇女，她年在二十五岁左右，装饰极时髦，容貌及身段也够得上美丽的标准，问她关于共产党方面的一切问题，竟全无所知，不久，我们完全明白，她确与共产党无关，她□是一个普通的舞女，她是被共产党弄来陪伴向忠发的，她□知道和自己同居的男人是个珠宝商人，不知是共产党，更不知是坐共产党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至于共产党何以要个女人去陪向忠发呢？目的就在使向忠发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温柔乡里，不要过问党内的事情。后来，我们从另一个共产党的口中，又知道共产党为了这个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价，为了此事，共产党内部还引起许多牢骚：“下级同志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为什么上级能拿出这许多钱来替向忠发娶姨太太呢？”
现在又该提到向我们告密的那个年轻人了，当我们证实被捕的人确是向忠发之后，发给他一笔奖金，并给了他一个临时工作，因为他是自动前来效忠的，所以对他未曾特别注意。大约在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向忠发一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走还等待什么？
共产党的报复
民国十九年（一九叁零）至二十二年（一九叁叁），这叁年之间，我们连续破获中共若干重要地下组织，包括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机构，和中共中央总部，以及全国性的赤色群众组织，如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互济总会，世界反帝大同盟中国支盟等，各省的共产党地下指挥机构也连续破获，由莫斯科回来，和由江西赤区派遣出来的补充干部，上任不久，又陆续步他的前任者的后尘，逐一踏进我们特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而这些人经过“招待、说服、转变”这叁步曲，最后总是由敌人变成我们的同志。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由于这些新血轮的注入而迅速增加，这些新手加入之后，每人多少都从他们的“娘家”带来一些礼物──共产党的秘密，所以更予共产党继续不断的破坏，使共产党在赤区以外的各地地下组织，濒于不能维持或重建的窘境。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共产党对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地下工作的计划，不得不重作全盘的考虑，在估计了敌我形势之后，它采取了二项重大行动：
一，将身分已暴露，或与被捕转变分子熟识的地下工作干部，一律调回“苏区”，原有机构，一律放弃，另派新人重新建立组织，企图建立一个与旧的组织丝毫没有牵连的新的地下工作系统。
二，由“苏区”派出一批精于射击的暗杀专家到上海，企图以恐怖手段对付转变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员。
根据史大林所领导写作的“联共党史”的记载，共产党人是反对暗杀手段的。他们自称：他们所反对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不是某些“个人”，反对社会制度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暗杀”是无用的。中共在过去叁十年中，对于这个教条，大致是遵守的，□有在民国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前后这一段时期，对付我的工作人员是例外，我们从它的不惜违背教条，采取这无耻政策的行动看来，已足以说明当时双方战斗的尖锐程度了。
自顾顺章转变以后，共产党中央的特务工作，曾组织一个五人委员会来主持其事，这五人委员会的人选是周恩来（现任伪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赵容、潘汉年（现任上海市副市长）、廖程云（即陈云，现任伪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邝惠安等，实际负责人是赵容，江西的射击手调到后，由邝惠安负责领导，组成一个执行恐怖行动的“红队”。它的任务以狙击党内叛变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员为主，附带从事绑票勒赎勾当，以解救经济方面的临时困难。
“红队”成立后，我的工作人员接连受到突如其来的袭击，伤害甚多，现在还记得的约有：
一，民国二十一年（一九叁二）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叁时许，红队队长邝惠安率领五个暴徒，在一个内奸的指引下，冲进我们设在上海闸北的一个秘密办事处，击死一人，击伤叁人，办事处的主持人受伤后倒地佯死得免。距离此案发生的前叁天，该处附近有一供职于红十字会的会计员被人暗杀。初未在意，嗣后才明白死者的面貌与身材，酷肖该处的主持人，故被误杀。
二，民国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四月十一日下午，我的四个工作人员经过南市某处，其中有一新转变分子，他发现某茶馆的临街一张茶桌上，坐着五个红队分子，心知不妙，暗中招呼同伴，加快步伐，离开当地，但已为红队所瞥见，在走近岗警的地方，红队惟恐我们报警，遂开枪射击，当被击死一人、击伤二人，暴徒则在纷乱中逃逸。
叁，同年五月某日，我的一个工作人员正奉命前往法院，为一个已经悔悟的共产党罪犯作证，以便保释，行至中途，又被红队暴徒击毙。
四，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于同年六月回京述职，我因上海连续出事，想到他过去的服务成绩优异，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经他设计破获的，断定共产党对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调他离开上海，以避风头，但他不同意这样措置，坚持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好叮嘱他注意安全，让他回去。不料回沪当天下午，他因欲赶赴一个自己作主人的约会，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即迳趋约会地点，就在他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五，史君死后，我派钱义璋君继任他的职务。约在二个月之后──八月十二日，钱君到一个旅馆里去会见一个人，正欲登电梯的时候，被预伏的暴徒袭击身死。
这一连串的伤亡，尤其是最后两案，直接伤害我们派去的总负责人，且其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都是经过周密的计算和布置，使人难于提防，这种情况引起其馀的工作人员的不安，每个人的神经非常紧张，那些曾从共产党中转变过来，或是曾经参加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行动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门，因为谁也料不到，何时会成了红队的次一目标，大家在紧张恐怖中过生活，自顾尚不暇，当然完全丧失了向敌人还击的能力。
现在轮到我们伤脑筋了，史、钱二君之死，很明白地是共产党向我的全体同仁下了警告：“上海，是你们的葬身之所，谁要来，就是这个样子。”而我们内部的问题，经过这两案也完全暴露了，共产党对我们的行动了解的那么清楚，真有防不胜防之感。相反的，我们对重新建立后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却完全茫然，我明敌暗，形势之不利，可想而知，这一切的问题，经过集体的研究和考虑，最后采取二个步骤：
第一，重新调整上海的工作人员，凡稍有可能受共产党利用，或是为共产党所最忌恨的人，都调离该地，另派负责人并一批新干部去补充，共产党已调换了角色，我们也换了新手法去对付他。
第二，重新确定向共产党进攻的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一、先解除红队给予我们的威胁。二、重新向共产党上层进行渗透。同时，为了松懈敌人对我们的袭击和戒备，在实行这二个步骤之先，表面上我们佯装对上海工作作暂时的撤退。
于是，我们和敌人进入第二阶段的战斗。
（本文摘自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转引自传记文学《细说中统军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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