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自己最终在“说真话”的路上没能走得多远，然而，在一个充斥着谎言、把谎言当真理的国度，他所提出的“说真话”具有巨大的意义。没有真话，我们的民族将永远徘徊在专制的长夜里，在“刀俎之间”听任宰割，在谎言的弥漫之中苟且求生。
巴金是“五四”之子，“五四”运动那一年他15岁，70年后，当年轻一代再次发出民主和科学的呐喊时，他曾感到欢欣鼓舞，写信给大学生，从他从中看到了希望。“六四”的血与火淹没所有善良的愿望，谎言遮蔽了一切，恐惧代替了一切，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巴金的真话。
巴金早年是一个热烈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诅咒过万恶的不公正的社会，他通过笔下的人物反抗黑暗的时代，控诉旧制度的罪恶，他在他们身上寄托自己的理想，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平。无政府主义构成了他文学世界的底色，使他的作品卓然自立，有着独特的魅力。从“灭亡”到“寒夜”，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反抗。他的作品从来都没有为那个时代的政权唱过赞歌。他的一个独立的作家。1949年后，他之所以选择留在“单位”外，也是出于对自由的追求。
他的身上仿佛天生就有自由的因子，他对一切政府都怀有警惕，然而当他面对他完全陌生的乌托邦，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所不能的红色政权时，他不知所措了，他再也写不出合乎人性真实的作品，他再也不能用他带有忧郁的笔调来描绘人生了。因此，他的笔下甚至出现了朝鲜战场上零下17度的苍蝇，以此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的罪恶。他无选择地写下了大量的豪言壮语，多年后连他自己都感到羞耻。
“牛棚”的生活让他永远难忘，“文革”的创伤让他写下了“说真话”三个字，虽然他始终不敢提出到底是谁发起的，但他还是为“文革博物馆”发出了第一声呼喊。他大声地告诉人们－－“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可是，用谎言武装起来的权势力量不会放过巴金，他们要利用他的声望，利用他的影响力，将他当作尊贵无比的花瓶高高地供奉起来。对一个热忱的无政府主义的巴金来说，这是多么荒诞的嘲讽。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曾多次提出安乐死的要求，也不被允许，因为他还有未尽的利用价值，这一切巴金都已把握不了。
今天，对巴金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接着“说真话”，继续“说真话”，哪怕谎言的大厦坍塌之后，还是要说真话。说真话的民族，就是一个生活在阳光中的民族。巴金走了，说真话的事业没有止境，如他所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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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8日讯】在病床上辗转多年，求安乐死而不得的世纪老人巴金终于合上了他的双眼，在纪念巴金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起他晚年所提倡的“说真话”。他说：“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下一代，人人有责任。保护自己呢，我经不起更大的折腾了。过去我常想保护自己，却不理解‘保护’的意义。保护自己并非所谓明哲保身，见风转舵。保护自己应当是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现实，真思考。不要把真话隐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变得连自己的面目也认不清楚，我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够大的了。”
尽管他自己最终在“说真话”的路上没能走得多远，然而，在一个充斥着谎言、把谎言当真理的国度，他所提出的“说真话”具有巨大的意义。没有真话，我们的民族将永远徘徊在专制的长夜里，在“刀俎之间”听任宰割，在谎言的弥漫之中苟且求生。
巴金是“五四”之子，“五四”运动那一年他15岁，70年后，当年轻一代再次发出民主和科学的呐喊时，他曾感到欢欣鼓舞，写信给大学生，从他从中看到了希望。“六四”的血与火淹没所有善良的愿望，谎言遮蔽了一切，恐惧代替了一切，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巴金的真话。
巴金早年是一个热烈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诅咒过万恶的不公正的社会，他通过笔下的人物反抗黑暗的时代，控诉旧制度的罪恶，他在他们身上寄托自己的理想，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平。无政府主义构成了他文学世界的底色，使他的作品卓然自立，有着独特的魅力。从“灭亡”到“寒夜”，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反抗。他的作品从来都没有为那个时代的政权唱过赞歌。他的一个独立的作家。1949年后，他之所以选择留在“单位”外，也是出于对自由的追求。
他的身上仿佛天生就有自由的因子，他对一切政府都怀有警惕，然而当他面对他完全陌生的乌托邦，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所不能的红色政权时，他不知所措了，他再也写不出合乎人性真实的作品，他再也不能用他带有忧郁的笔调来描绘人生了。因此，他的笔下甚至出现了朝鲜战场上零下17度的苍蝇，以此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的罪恶。他无选择地写下了大量的豪言壮语，多年后连他自己都感到羞耻。
“牛棚”的生活让他永远难忘，“文革”的创伤让他写下了“说真话”三个字，虽然他始终不敢提出到底是谁发起的，但他还是为“文革博物馆”发出了第一声呼喊。他大声地告诉人们－－“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可是，用谎言武装起来的权势力量不会放过巴金，他们要利用他的声望，利用他的影响力，将他当作尊贵无比的花瓶高高地供奉起来。对一个热忱的无政府主义的巴金来说，这是多么荒诞的嘲讽。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曾多次提出安乐死的要求，也不被允许，因为他还有未尽的利用价值，这一切巴金都已把握不了。
今天，对巴金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接着“说真话”，继续“说真话”，哪怕谎言的大厦坍塌之后，还是要说真话。说真话的民族，就是一个生活在阳光中的民族。巴金走了，说真话的事业没有止境，如他所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