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这个梦想似乎越来越遥远。尤其是中国的普通民众，现在几乎看不到生存处境改善的希望，不安定感与对未来的信心缺失越来越严重（消费者信心指数） 如果看中国的新闻，有两类新闻几乎是每天必有而且并非局限于某地某区域的事件，这就是国内民众此起彼伏的维权斗争与矿难，而矿难实际上也牵涉到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所有这些，都突显了一点，即中国社会出现结构性紧张，而这种结构性紧张又缘于中国人缺乏经济权利。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底层民众从中受益不多。这一点成为许多普通中国人想不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增长率这么高，我们却不能从中受益？
其实，中国的改革还是使一部份人从中受益，这部份人就是中国金字塔形社会结构中居于顶端及接近顶端的中上部阶层。问题在于，在中国社会当中，居于金字塔结构底部的底层人群过于庞大。
一、中国的金字塔社会结构与结构性紧张
这里先解释一下结构紧张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结构紧张”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他认为，所谓“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 ）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比如，某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过于强调金钱、致富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社会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挣钱手段又不多，这时候，社会就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默顿认为，这时社会矛盾、犯罪、冲突就会激增（Merton，1938）。而此时此刻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我首次使用“‘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一词，是在1994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一文里，这篇文章后来作为《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第五章。我用这个词，是试图描述那种顶层呈尖端状，上层阶级、富有阶级人数很少，中间阶级呈过渡状，而下层阶级数量庞大的社会结构。到了2000年，我再次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中使用这个词。但我都是将城乡人口放在一起分析，指出中国社会居于金字塔底层的人口高达社会总人口的83％，中产阶级11％多一点，中上层占4％多，而上层只有1％左右。这种分析后来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主持的一项研究所否定，那项研究提出中国社会有十大职业分层，并得出中国社会是个“洋葱头”结构的结论。所谓洋葱头结构，其实与“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结构同义，是指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而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比例都较小的社会结构。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做的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主要以职业作为划分阶层的依据，问题是划分阶层的依据并不是职业，而是三个标准，一是经济收入，二是职业声望，三是社会地位。这种划分才有实际意义。而以职业做为划分阶层的标准，肯定不妥，比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国家主席、省委书记与一个小科员均属于这个阶层，但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与声望肯定不相等。经理阶层当中，既有上千亿资产的国有大企业经理，也有资产仅几十万元的小经理，这两类人的社会地位也肯定不相等。这个所谓研究报告的要害是将职业划分标准偷换成社会学中划分阶层的标准。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陆学艺主持的这项研究报告最近其实也遭到另一位学者李强一项研究的否定。他根据2003年的调查数据写出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丁字形社会结构，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分别分析，认为城市里是金字塔形社会结构，但农村的社会结构则比城市更为糟糕，呈丁字形，社会底层占乡村人口的95％以上。这就比我当年谈到的金字塔结构还要糟糕。
目前，中国社会难于良性运行的原因在于：社会底层过于庞大，而且由于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严重过剩的问题，使得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严重梗阻，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需求差别太大，社会交换难以进行。中产阶级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设施，在丁字型结构的下层群体看来都是奢侈的和可以利用来谋生的途径。而中产阶级认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态污染，在底层社会成员看来却不那么迫切，因为对他们而言，活下来是首要问题，而活得好距离他们还很遥远。
社会各阶层之间之所以在社会问题上缺少共识，原因在于：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利得到了满足，而底层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却处于缺失状态。.cn )
二、中国人的经济权利
与一般民众有关的普遍经济权利有如下几种：本人的工作权利、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以及作为基本经济权利的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包括三种，养老、失业与医疗。而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受教育程度与就业权利二者之间呈正相关状态，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机会越多。而教育程度严重不足的城市底层以及农村人口，已经被中国现代化这辆列车甩下，成为被时代抛弃的人群。
尽管中国政府将人权标准解释成“生存权”，并声称中国民众的生存权已经解决，无需他国指手划脚。但作为生存权利重要项目的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却表明，中国人民起码的生存权利都颇成问题。
构成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有三大保险，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与医疗保险。
（一）正在迫近的养老保险危机
按国际标准，中国在2000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0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已达1.3亿之多，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国内总人口的10.2%。超过目前法、德、意、日、英的人口总和。在这样一个老龄化社会当中，老有所养应该作为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战略考虑。
但中国显然还未做好准备。两项指标足以说明中国养老保险正面临严重危机，第一是参保面过于狭窄；第二则是政府积欠的养老金日益庞大。
1、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到底有多大？
中国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不易弄清的问题，中国政府提供的统计数据就是造成这种混乱的根源。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以此看来，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初步构建成功，但才三四年过去，就有消息称中国政府积欠了职工大量养老保险金。
2005年6月22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前财政部长）在一次演讲中公布：截至2003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5,506万人，占总人口的12%，占城市人口的30%。
但更大问题发生在农村。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小， 参保人口只占农村人口的6.03％，二是保险保障水平过低，人均保险金一年才477元。有人指出，目前开展农村养老保险的大多是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参加养老保险的人也几乎都是农村的富裕居民，而未来养老将会面临困难的不发达农村地区和贫困农村居民却无力投保，这种“保富不保贫”现象是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死结。此外还有2.5亿农民工也没有养老保险。
2、养老保险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
政府积欠城市职工的养老保险金是个已经存在多年的问题，而且积欠的规模越来越大。项怀诚对此曾给过两个数据，一是积欠了1万亿，但在2005年6月26日在赛瑟研究中心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积欠养老保险金高达2万亿元。我这里只采用1万亿之说，是因为2万亿之说仅在一处出现。
上述数据说明，政府积欠全国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从1997年到现在，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期，2004年GDP总额高达 136,515亿元，全国财政收入高达26,355.88亿元，支出为28,360.79亿元，财政赤字为2,004.91亿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尚积欠如此之多的职工养老金无法支付，这意味着积欠的养老金将是一笔无法清偿的国家债务。
这种情况在中国被称为“养老保险危机”。从养老保险金的状况来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全国企业养老保险金收入即使在“空账运行”的情况下也收不抵支，而且年度赤字规模持续扩大，只能靠政府财政来补贴。资料显示，2002年仅中央财政就向其补贴408．2亿元。
（二）失业保险竟成了“劳动强势者俱乐部”
在社会福利制度的三大险种当中，失业保险一直是个弱项，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覆盖面非常狭小，许多失业者根本不在覆盖范围之内。
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始建于1986年，其主要目的是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这一年，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对国营企业职工实行职工待业保险制度，参保单位因此亦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主。近年来，不少国有企业效益下滑、生产经营困难，对于失业保险费则能拖则拖，逐渐出现了许多欠费大户。2004年，中国有1亿584万人参加了失业保险，失业人口高达2400万人，但只有419万人领到了失业保险。
除了国有企业与部份集体企业之外，有三大群体不在失业保险覆盖范围之内。一类是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员工；第二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尽管“下岗职工”是事实上的失业者，但中国政府的承诺是要到2007年以后，国企职工失业后才能直接进入失业保险范围。所以从“下岗”状态进入领取失业保险金，中间还需要等待好些年头。第三类则是初中、高中毕业之后，从未在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有过就业经历的失业青年。这一群体被劳动学研究专家和社会学家们称为“新失业群体”，虽然现有资料没有关于“新失业群体”总量的精确数据，但在已有的一些小范围调查中发现，在一些中等城市中，“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
尽管中国的失业保险金非常低，甚至不足以维持失业者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但因为许多在非国有企业工作者及农民工等需要保障的弱势人群被排除在失业保险之外，所以，中国国内有研究者将失业保险称之为“劳动力强势群体的俱乐部”。
（三）失败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 医疗保险的覆盖率甚至比养老保险还要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参加全国医疗保险的人数仅占城镇人口的20％，而农村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的保障。
尽管占全国人口20％的城市居民号称享受着中国2/3的医疗卫生资源，但一项调查显示，城市人口中还是有五、六成的老百姓应该看病却不看病，大约三成的老百姓应该住院却不住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看病太贵。每年中国“两会”期间，不少“两会”代表都提出提案，希望政府解决公共医疗体制中的严重问题。
而农村的情况就更悲惨。1978年中国改革以前，农民的医疗保障主要依靠合作医疗体系。改革以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合作医疗覆盖面很快就由1980年的69%骤降到1983年的20%以下，到1986年只剩下5%，全国农村大多数村庄的合作医疗都解体、停办了，村卫生室（合作医疗站）变成了乡村医生的私人诊所。农民失去医疗保障后，由于医药费用支出的增长大大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生病后普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从1990年到1999年，农民平均纯收入增长2.2倍，而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由10.9元增加到79元，住院费用由473.3元增加到 2,891元，分别增长了6.2倍和5.1倍。农村中因病致贫的农民占贫困户的30%至40%，有的地方甚至高达60%以上。即使在经济发达、富甲一方的苏州地区，仍有20%以上的农民无力治病。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20多年，但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拨出的合作医疗经费只是象征性地每年500万元，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是每年500万元，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约1分钱。这区区1,000万元人民币（约合120多万美元）的合作医疗费用用于解决10亿农民的医疗保健，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
也正因如此，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才在一个关于医疗保险的调查报告中总结说，在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医疗费用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但是医疗的公平性却在世界上几乎是倒数前几名之内。因此“中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是个错误”。
三、发展经济的目的应该是改善中国的人权状态
但上述被纳入社会保险体制内的还不是中国最悲惨的人群，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底层贫困人群。截至2003年底，全国领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为2,247万人，月人均领取58元，折合7美元。 无法设想一个人如何依赖这7美元维持生存。
中国目前号称GDP总量世界第二，正将上千亿金钱用之于军备现代化，以美国为赶超目标。而中国政府更是在宣称要建立和谐社会的同时，每年将数百亿金钱用之于建立警察队伍与旨在监控网路的“金盾工程”，完全无视人民的基本经济权利。如此现实，让人不由得发出疑问：这种经济高速发展除了支撑中国政府的威权统治之外，对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到底有多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