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危机不完全系于财富分化到何种程度和权力集中到何种程度，关键是这个社会既定或正在变动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是否符合公正、公平原则，是否符合社会传统的价值观以及这个既定的格局和格局的变动有没有造成社会各阶级的分裂、对立和仇视。拉美的财富分化和所谓的民主政治之所以引发社会长期动荡，而美国的财富分化和民主闹剧之所以孕育出一个美丽的美国梦，原因正是前者过程的不公正导致社会分裂，而后者过程的相对公平造就了奋发向上的社会凝聚力。中国社会各阶级已经出现了分化、对立和仇视的明显征兆，平民阶级与富人阶级和官僚阶级的矛盾变成了社会问题的焦点和潜在社会危机最主要的导火索。首先，平民阶级从观念上否认富人阶级和官僚阶级所宣称的价值观，社会丧失了经过历史积淀并被广泛接受的抽象衡量标准，金钱崇拜成了唯一可以公然存在的新宗教。平民阶级的“观念颠覆”使社会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产生动摇，正在形成中的社会秩序失去“支援意识”。所谓“新”秩序的稳定性面临严重挑战。其次，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认同全面坍塌，社会品质整体堕落。官僚视百姓为刁民，百姓视公仆为虎狼；富人视穷人如虫豕，穷人视富贾如仇寇。社会各阶级争相放弃身份，放弃宽容，放弃认同，自甘堕落。上流社会没有真正的贵族和君子，而平民阶级充满愤愤不平之气。基于共同信念的社会凝聚力正在迅速弱化，社会单位向个体化滑落----没有归属感的个人主义成为社会的主导信念。其三，平民阶级与官僚阶级和富人阶级的冲突虽然没有集中爆发，但每个个案都充满了不可妥协的血性和普遍的警示意义。这些冲突发生在底层和多以极端的方式发生说明在广泛的层面，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正在侵害社会的有机组织并撕裂社会阶层之间的血肉关系。社会各阶级之间的不信任、对立和仇视成为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其四，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琐屑和冷漠使社会矛盾冲突丧失缓冲阀和中间地带，加剧了社会各阶级的分化和分裂。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集体失语，中产阶级心安理得地消费劳工血汗，这两个阶级的彻底异化使平民阶级看不到希望，同时让富人阶级和官僚阶级更加肆无忌惮地将国家命运推向绝地。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原因是社会中主导阶级长期对底层群体各种正当诉求的冷漠、忽视，甚至压抑。以农村为肇始的改革，起初使农民得到实惠，但1984年开始城市改革之后，农民重新回到了被剥夺者的地位。城市改革使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仅仅过了几年富裕日子，之后他们又沦为城市贫民。改革开放成了商人阶级和官僚阶级独享的盛宴。每一次向市场化迈出的改革，都造就一批与官商紧密勾结的富商；而基层政权的恶霸化彻底摧毁了下层老百姓的政治期望和经济梦想，社会分裂的种子被深深种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中国经济20年多年高速增长，有人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明证，言下之意，所谓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裂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而实际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正是以社会分裂为代价，是社会分裂的“成果”。社会分裂使平民阶级失去劳工保护导致劳动力成本长期处于低水平刺激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经济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这是促成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另外，官商勾结从公共投资中获取巨额利润导致投资拉动性增长方式长期主导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尽管严重不均衡，但却持续增长的另一个原因。这种病态的增长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有些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经济还可以增长二十年。从纯经济的角度讲这是可能的，但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这无疑痴人说梦。可能的结果有两个：要么放弃以牺牲劳动者福祉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样，在劳工福利逐步改善的同时，经济增长趋缓。这是正确的发展路径。要么继续牺牲劳工福利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但导致社会有机组织继续被破坏，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最后引发整个社会架构坍塌，数十载经济增长积累起来的成果毁于一旦。
社会各阶级的分裂和对立是中国稳定和发展的心腹之患。消除矛盾，弥合分歧，医治社会创伤，是当前中国面对的，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的严峻课题。新一届政府正是意识到这种危机的紧迫性，试图从改善民生和关注底层作为突破，以此树立政治权威，同时重塑社会凝聚力。但问题是依靠现有的政治资源已经无法达到此目的，而依赖民间资源又是一条充满风险的刀锋之路。因为，民众的力量如果没有富有牺牲精神的思想者的引导，很可能引发暴动政治，这种力量可能彻底摧毁20年改革开放培育起来的唯一成果---- 市场体系。因此，我们看到，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屈于外在压力和世俗诱惑放弃信仰、放弃人格独立、放弃社会责任使社会丧失道义承担者的同时，也丧失了社会改革的原动力。这种现状使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和危机的希望变得异常迷茫。这种无奈的现实强弱格局逼迫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依靠圣明的力量----期望现政权在纾解民生的同时，培育民间的政治资源，为在将来成熟时刻彻底解决阶级分裂和社会对立赢得时间，创造条件。这种事情是否发生无法从目前的现实状态中得出肯定的结论。这是一个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随机事件。一个国家的前途系于随机，真可谓命悬一线，这种情况在中外政治变革的历史和现实中很难找到第二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