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数千字，读数年书，即于先秦至今两千余年之普通文字，无不能解，实为极便宜之事，断宜保存。而欲保存之，则于文字，断不宜紊乱其自然之规律，而今之简字，不免于此有背也。……岂可紊乱其自然之规律，而造出苦难耶？
－－吕思勉
自中共用政权的力量在中国大陆推行文字改革以来，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中共垄断舆论宣传工具，广大民众听到的几乎是一片叫好声，民间反对的声音一直遭到无情地压制。但历史的时针走到20世纪末，沉默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大陆学术界，终于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但发出这声音的不是年青一代的学者，而是即将走完人生旅程的老一辈学人，著名学者王元化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关于近年的反思问答》（1994年）中说：
我们的汉字简化方案，似乎未顾及汉字是诉诸目治的义符文字特点，而照音符文字的规律，用同音假借办法，使一字兼该形义互异的许多同音字（《九十年代反思录》第72－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又过了四年，王元化老先生在接受王丽女士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采访时，又一次谈到简化汉字的失误，这一次就不是仅对简化汉字的方法和措施表示怀疑，而是理直气壮地连文字改革的“辉煌成就”也否定了：
我们现在搞的《简体字方案》，我认为很有问题，它把与音符文字有着截然不同特点的义符文字，纳入音符文字的规律去搞，结果闹了笑话。我的一些有关古典文学的文章，有时需要转成繁体字排印，这一转，“子曰诗云”的“云”变成天上的“云”，“后来”的“后”变成“皇后”的“后”，“五斗米”变成五“斗”米，等等，滑稽的多着呢。这就是把它当作音符文字了，凡是音相同都可以假借、通用，所以出现一系列问题。义符文字是目视的，每个字都是单词，它的语法构造有自己的规律，你怎么能够拿音符文字的规律来改造它？你一定要中国人变成一个高鼻子、蓝眼珠、黄头发的外国人。现在有很多人染了黄头发，但你眼珠没法染，你还是中国人，所以这不是一个理性的态度，科学的态度（《中学语文教育忧思录》，第84至85页，教育科
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王元化老先生对文字改革的否定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他是从怀疑而走向否定，但他的否定仅是在技术层面上的否定，并没有从其他层面作进一步的分析。倒是外国人作为旁观者看得更清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推出的回忆录《领导人》，在《周恩来：官僚出身的革命家》一章中对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比较时，对中国文字改革的评论更具有历史的眼光：
从内心深处来说，他们崇敬中国的方式也不同。他们都爱这个国家，但是毛要抹掉过去，蒋要把过去作为基础继续建筑。毛在胜利后简化了汉字，这不仅是为了便利教育运动，而且也为了摧毁每一个复杂的汉字所包含的历史内容；蒋在败北后在他逃亡的船舰上腾出地方装走了近40万件中国古代艺术品，虽然许多忠于他的助手和士兵留在了大陆（《领导人》第304页，白玫译，卢佩文、隋丽君校，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尼克松不愧是一位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的政治家，他在《领导者》一书中还说：“那些不研究历史的人必然会被迫重复历史。”（《领导者》，尤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这话说得真有见地。毛泽东的中国重复的就是秦始皇和朱元璋的独裁统治的历史，而愚昧的中国老百姓大多数当时根本认识不到，更可恨的是有一部分半吊子学者和文人至今仍然认识不到，真是可悲可怜。毛泽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狂的“革命家”，是一个“革命疯子”，他相信的是马克思和列宁的那套“斗争哲学”（ 因为马列主义中具有明显的暴力倾向，与他对中国进行独裁统治非常合辙），但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还是一位具有较深的传统文化素养的政治家（但他研究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帝王将相文化和游民造反文化，这是毛的专利，别人不许研究，“文革”中毛就诅咒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研究“帝王将相”，毛还非常欣赏《水浒》上那些游民“造反派”），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对新生的中共政权来说，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因而也就非常迫切地希望在“人民”中间能以最快的速度破除“封建文化”，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其实是改了头换了面的帝王将相文化和游民造反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流氓痞子文化）。为了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接受马列主义，他便以“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诗人的激情，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样横扫了中国传统文化－－因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自然也就成了被毛泽东“改造”的对象（毛泽东并不只是改造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还要改造他们赖以发表思想言论的工具）。毛泽东的目标在他有生之年基本上达到了：“过去”已基本被“抹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被斩断。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后来这句话变得越发富有诗意了：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他不怕中国人穷，他怕的是中国人具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西方马列主义那套“造反经”不予认同，所以他要学秦始皇改革文字，要“抹掉过去”－－他最想“抹掉”的正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而他自己却遍览中国古代史籍，研究的正好是最无价值的那部分－－如何实行愚民政治和独裁统治的帝王将相文化。由于实行这种毁灭性的文字改革，当今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已读不懂古代的典籍了，就是大学和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还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也被毛泽东的徒子徒孙们篡改得魂不附体了，青年人学的都是虚假的历史（在“共和国”的前30年里，在大专院校的学生、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通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这五部，被人们戏称为“无朵金花”，另外还有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和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等，这些中国通史教科书都是根据马克思的“历史五阶段说”的历史观编写的，都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是削足适履，不是中国历史真实的再现，直到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依然是这些版本的改头换面。马克思主义历史教科书一统天下50年，这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毛泽东阴魂不散，把真实的历史都隐藏起来了。因此，当今的中国人懂得真实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已经不多了，就是连刚刚过去不久的十年“文革”，当今的大学生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大体上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对于十年“文革”的详情已少有人知道了。正因为如此，在江泽民搞“三个代表”、胡锦涛搞“保先教育”以欺骗世人时，已经少有人认识到这是在变相地重复十年“文革”的历史了。真是文字一改变，历史全变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大陆上的中国人都得了健忘症，连中国当代史都几乎全忘记了。尼克松的话真值得当今的中国人深思。
强制性的文字改革政策，高速度的文字改革过程
自秦始皇统一文字以来，汉字已经有两千多年平缓而稳定的发展历史，在这两千多年中，汉字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秦始皇统一文字也并非全是历史的进步，因为在统一文字之后，许多很有价值的古籍逐渐淹没无闻了）。中国汉字发展到近代，已经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学者虽大力倡导文字改革，并形成了多种文字改革方案，但这只是民间的声音，并非政府的强制性政策，对汉文字系统冲击不大。193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这个简体字表只是钱玄同主持编写的《简体字谱》草稿中的一部分，但公布以后学术界反应异常强烈，半年后中华民国政府就不得不通令收回。可见，文字改革想借助政权的力量来“毕其功于一役”是做不到的，它只能由民间的学术界人士来进行缓慢的改革。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才是文字改革的最佳途径和方法。中共则不然，它的“主观能动性”一发挥，就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样，没有它办不到的事。请看中共文字改革的速度：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仅过了9天。中共象前苏联、越南、北朝鲜等实行独裁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建国伊始，便把改革文字摆到了文化事业中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其实，中共暴力集团无视文化传统且有意破坏文化传统的“文字改革实验”，早在延安时代就开始了，据杨东平先生主撰的《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一书介绍：
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在延安时期还进行了一场进行文字改革的新文字运动。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有要求改革汉字，用拉丁化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激进意见；但其真正实施却是由共产党人在延安进行的，教育家吴玉章主持了这场文字改革运动。1939年之后，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根据地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开展新文字运动。1941年，明令在初小一年试教新文字，随后在边区7个县市兴办新文字冬学。为了培养新文字教员，延安还开办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出版“新文字报”。受此影响，华北根据地也开展过新文字运动。新文字运动体现了共产党人激进的社会改革理想，以及对文化传统加以“革命”的激进态度，这正是新的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对文字改革的热情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但那时汉字拉丁化的实验已被搁置，明确将文字改革的重点确定为推广汉语拼音和简化汉字(第111－112页)。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了《常用简体字登记表》。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此文虽没有谈到文字改革，但预示着中共要对语言文字动大手术了。30年以后，贼不打自招，中共自己承认了－－1981年6月19日，中共在其控制的《人民日报》上又发表社论：《大家都来讲究语言的文明和健康》，仍旧无耻地认为它们的文字改革是为中华民族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建国之初，党和政府又号召“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本报为此发表过社论。之后，国务院又卓有成效地领导开展了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的工作，这对于改变语言混乱的现象，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维护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具有丰富的意蕴，但与生俱来的就是其表意的模糊性，而其表意的模糊性又正好体现了汉字的美学特征。她不可能具备中共所要求的“纯洁”，但却绝对是健康的，而且是丰富的。其实，语言是不能纯而又纯的，“纯洁”得过了头，所表达的意义也就不够丰富（单调）了；同样，文字也不能绝对的“纯洁”，文字改革以后确实达到了中共所要求的“纯洁”，但却大半失去了象形文字的特点。而这却正好适应了中共当初改革文字的目标：那就是用最简单（单调）的语言文字去建立一个政党的简陋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以适合中共党徒们那简单的头脑（一根筋的脑子）。这里暗藏的一个险恶的意图，就是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刀两断，用一套全新的语言文字系统来建立起中共自己的党化文化，以消除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影响。应该说中共当初的目标达到了，因为当今的中国大学生看不懂繁体竖排的中国古代典籍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中共不论干什么事情都喜欢“彻底”和“绝对”，语言的彻底“纯洁”和文字的彻底简化与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大有关系。中共革命要“革”得“彻底”－－天下打下来，已经坐到江山上了，还要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结果“革”得血流成河，数千万人命丧黄泉；造反要“造”得“彻底”－－要“造”得天翻地覆天下大乱，毛泽东就说他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文革”中他真的把天下“造”得大乱了，却不知羞耻地说要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改造要“改”得“彻底”－－“三大改造”实现了彻底的公有化，连个剃头铺子都是国营的，农民养个兔子都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共的所作所为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绝－－断子绝孙，对语言文字的改革采用的就是这种断子绝孙的办法，使得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后继无人。当中共半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矛盾一齐爆发时，内忧外患，大限已到，中共自身也就断子绝孙了。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前主席毛泽东指出：“文字必须改革，
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不难领会，毛泽东是把文字改革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提出来的，这意味着新中国要和旧的思想文化彻底决裂，重新建立一套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体系（聂鸿音着《中国文字概略》第237页，语文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 1951年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
△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于1954年底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草案分三个部分：① 798个汉字简化表方案；② 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表方案；③ 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草案。
△195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布《二千常用字表》，收一等常用字1010个，次等常用字490个，补充常用字500个，作为扫除文盲的标准。
△1953年1月26日，毛泽东看了中国拼音文字字母和七百简体字材料后，有《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及一些问题的回答（传达记录）》一文。毛泽东当初想把汉字改为拼音文字形式的斜体字 ：“毛主席认为现在的简体字不够简，……汉字的数量必须大大缩简，那就要把两三个汉字合并为一个字，即一个字可以代用好几个字。……要把字型规律化，就不能按原来通行的。……毛主席认为不必搞成方块，方块字千年来害人不浅。字母的笔划要向一边倒，‘永字八法’要废除，那样写法不合现代化的要求。……主席对这套字母不满意，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简单笔划和草体，笔势要一边倒，这样才能为人民所接受。……所以不能不改用拼音文字。”（《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9月，无出版社） 后来万幸的是毛泽东当初的想法没有变成现实，否则，当今的中国人就变成黄皮肤、黑眼睛和黑头发的外国人了,或许都变成衣冠禽兽也说不定－－因为当今大陆上的衣冠禽兽太多了（近来有人说，用“禽兽”来比喻人类是对禽兽的侮辱，因为禽兽比人类高尚得多，与当今中国这个庞大的劣等人类群体相比，尤其高尚）。
△1954年11月10日，经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20个直属机构，其中包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任主任委员，胡愈之任副主任委员，韦悫、丁西林、叶恭绰任常务委员，叶籁士任秘书长，委员有邵力子、马叙伦、黎锦熙、罗常培、叶圣陶、季羡林、吕淑湘、王力、胡乔木等23人。
△1955年2月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发表《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组成标准字形研究组。
△1955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董必武任主任委员，郭沫若、马叙伦、胡乔木任副主任委员，张奚若、沈雁冰、许广平、朱学范、邵力子、张修竹、项南、徐忻、老舍、曾昭抡、邓拓、傅彬然为委员。
△1955年9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征求意见结果提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修正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审定后报国务院备案。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教育部和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确定了推广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方针和步骤。会议通过了决议，建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把修正后的《汉字简化方案》提请国务院审定公布实行。
△195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公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收异体字810组。该表从1956年2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从1956年元旦起，全国性的报纸一律改为横排。此后，我国书籍报刊开始由竖排改为横排。
△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举行第23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 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月31日由《人民日报》正式公布。
△1956年2月9日，根据国务院指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1956年9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标准字形研究组拟订出《标准字形方案（草案）》。
△1957年，将《标准字形方案（草案）》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改名为《汉字字形整理方案（草案）》。
△1958年1月10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报告会，周恩来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当前文改革的三个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从秋季起，全国小学开始教汉语拼音。
△195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召开革新铅字字形座谈会，委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组成汉字字形整理组，于1960年9月拟订出《通用汉字字形表》。
△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
△1962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并增加文化部为汉字字形整理组的组成单位，继续进行研究工作。
△1964年3月7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
△1964年5月，公布《简化字总表》，制定《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
△1965年1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收字6196个。
△ 1977年1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第二次汉
字简化方案（草案）》。
△ 1980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并通过了关于研究和制订《标准现代汉语用字表》的建议和科研计划（草案），对“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用字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整理，制定一套标准现代汉字。
△1985年12月16日，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 1986年1月，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其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
△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正式通知：“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停止使用。”
△1986年10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全部简化字。
△1988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并规定，今后语文教学、词书编纂以及信息处理等方面，要以此为依据和标准。
△1990年3月22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标点符号用法》。
△2000年10月31日，九届人大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
从以上中国文字改革的记录看，文字改革的速度真是“极为神速”，从1954年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到1964年公布《简化字总表》，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共就把简化汉字这工作干完了，真是干净利落。至于1977年底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就象当年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样，是左倾思想的余波，中共现在已不愿再提及这些旧事了。在1949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共做的许多事情，有的自己否定了，象“整风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但有些是决不能否定的，象“镇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三大改造”、文字改革等，如果连这些也否定了，那中共1949年后执政的历史就基本上被否定了，这是中共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共十四大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本质上是对“三大改造”的全面否定，是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了，但中共在表面上从来就没有承认过。文字改革这件事则不然，很难走“回头路”，要是现在把所有的印刷品全部改成繁体竖排，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不仅让绝大多数中青年人变成了半文盲、中小学语文教学陷于半瘫痪状态，而且是对文字改革的彻底否定了：中共忙活了半个世纪，全是无效劳动，不仅没有正面作用，而且全是副面作用。因此，中共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便用立法的形式将文字改革的“成果”固定了下来－－制定了伪《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
文字改革的背景：思想改造和
整风反右打压知识分子，大跃进放文字改革卫星
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中共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的，而且文字改革的主要时间段正好是“大跃进”前后。那时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连教育都来了一个“大跃进”，文字改革当然也要来一个“大跃进”了。在这次文字改革的“大跃进”中，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吴玉章和副主任委员胡愈之及委员们具体操作，楚图南在1957年的五月份也发表了《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文章，为文字改革推波助澜，在极左思潮恶性膨胀的1958年初，总理周恩来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政府首脑的领导和干预大大加快了文字改革的步伐（现代历史学大家吕思勉老先生在当年逝世前的1957年9月29日所写未刊稿《论文字之改革》一文中指出：“要而言之，吾于文字改革，谓简化汉字，可以不必；拼音字可以徐行，不宜操之过急。……文字改革不能速，亦不能过恃政令之力。”《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52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周恩来的报告只从汉字太复杂、太难写的角度进行论述，不涉及其他方面，楚图南也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谈（吕思勉老先生在上文中还说：“今之言改革文字者，有一大蔽，时曰畏难。彼辈以为中国之文字甚难，一经改革，即可大易，此乃武断、臆想之谈，非事实也。”这段话既体现出吕思勉先生逆反右斗争而行的胆识，也是对周恩来和楚图南之流别有用心、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戳穿），并且认为“这也不会涉及不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楚图南文选》第11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4月版），吴玉章和胡乔木也在同一时期作过报告，“说明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和方案、步骤等等”（《楚图南文选》第107页）。这是当时政府和知识界主流的声音，但并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在1957年5月16日中共“引蛇出洞”前夕这段气氛相对宽松的时间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就与主张文字改革的“专家”们进行了激烈的交锋，5月17日《文汇报》以《汉字要不要改革－－首都学术界争论异常激烈》为题进行了报道，其中说：
汉字应否改革？这个问题今天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首都十多位以反对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字表著称的专家学者，第一次聚首一堂，与主张文字改革的专家们进行争辩。
作家陈梦家（按：诗人、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者）认为几次简化字表的公布，完全没有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意见，他说，汉字是决不会消灭的，但文字改革委员会杜撰的有欠高明的简化字，却引起了一片混乱，至少西北道上怨声载道。俞平伯指出在汉字的发展上固然是由繁而简的居多；但也有许多由简而繁的例子，并且绝大多数是百姓自己创造的。
化学家陶坤说，文字改革委员会至今没有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汉字必须改为拼音文字，文字不能仅仅看作是纪录语言的，如果这样认识，那么，我们可以不要文字，一切书刊都用录音带了。
过去我（记者刘光华）还以为不同意文字改革的只是年纪较大的人，后来接触到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以及我所熟悉的同事，亦都反对文字改革。有位中学的语文教师对我说：他曾经用拼音字母拼了“毛主席”三个字，让学生来译成汉字，结果全班竟没有一个人译对了的。显而易见，拼音文字能不能代替汉字，尚有待考虑。
我们的汉字有许多好处，从我们工作经验来说，汉字在翻译和构成科学名词方面，有其独特的好处。如“光合作用”、“电磁现象”等都能顾名思义，一看就明白，倘用拼音文字（或直接用外语），隔了行的科学家就一点也看不懂。而今天科学名词一天不知道要出多少，必须考虑到这个问题。陶坤还说：希望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因为作为一个既定的政府机构，既定的政策，使人不敢鸣，也争不起来。钱文浩则指出，这次颁布的拼音化方案没有经过科学上多方面的考虑。
文字学家唐兰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汉字天天用，就象是执政党一样，容易被人们看出缺点，有缺点就应当改，但不一定就要推翻，倒洗脚水不能把脚盆里的小孩倒掉。
他们认为文字改革委员会不接受群众意见，是命令主义的做法；并要求立即停止再公布简化字表。
赞成汉语拼音化的专家们也从不同的角度来发表自己不同的论点。
张德庆举出了汉语拼音化在普及文化方面的巨大意义，认为文字改革还是必要的。
翦伯赞教授说：自己作为一个认得汉字的人，自然觉得保留汉字好些。但是一想到扫除文盲和普及文化的问题，便觉得拼音化还是应该的。
……
不少专家还提出，汉语拼音化方案应及早公布试行，并广为吸收群众意见来修正改进。
到会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韦悫、邵力子、陆志韦、魏建功、高名凯等都还没来得及发言，由于今天会上发言十分激烈，主持会议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席胡愈之宣布，几天之内将再召开一次座谈会，继续进行争论。
五月份的《文汇报》刊登这篇报道，正好是“整风反右”的前夕，这时的学术气氛相对比较宽松，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共故作姿态地要求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们给它提意见，帮它整风，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想到中共这是在“引蛇出洞”，还以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因此才敢同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大员们较劲。他们要命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在两天前（1957年5月15日）已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3－429页，1977年4月第一版），发给党内干部阅读，准备用政权的力量来收拾他们了。毛泽东在文章中说：“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没过两个月，与中共叫板的知识分子们就收到了中共赠送的“帽子”－－“右派帽子”。从此，反对文字改革的知识分子们便鸦雀无声了。
在无言的沉默中，历史走过了近40年。
中国大陆文字改革的反思：
文字改革毁灭中国传统文化，共产党伪政权难逃历史罪责
对中国大陆文字改革的反思，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说起。王元化老先生在接受王丽女士的采访时说：
“五四”最大的问题是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很好地研究，对汉字也一样。当时的口号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我的父执赵元任先生到老了，据说书桌边还有那么一幅对联：“汉字必灭，中文万岁”。产生这种观念的原因是没有把汉字的规律、特点跟西方的语言文字比较研究透。当时正是“西方文化中心论”最盛行的时候，研究任何东西都以西方文化为坐标，对汉语言文字也一样，用西方语言文字的规律来要求它，合就是好，不合就不好，胡适、鲁迅都是这样（《中学语文教育忧思录》第84页）。
王元化老先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做出这样的反思，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已洵属可贵，只可惜太晚了，此时离20世纪结束已经只剩下两个年头，但更可悲的是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因为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半个世纪的强行灌输和熏陶下，大多数头脑已经僵化，而不善于思考了，对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没有太多的兴趣，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因此，王元化老先生的声音就象深秋里一只孤雁的鸣叫，其应者寥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方面，港台地区不但时间早，而且反思得也比大陆更加深入，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目前尚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而港台地区的学者则是对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的全面反思。如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著述《论语别裁》时就对白话文作了这样的反思：
几十年来亲眼所见，中国的教育普及了，知识普遍了，对世界知识的吸收力增加了，无可否认，这些对于国家的进步有贡献。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却从此一刀斩断了。什么原因呢？中国文化库存里堆积的东西太多了，几千年来的文化都藉着古文保留着。至于接受白话文学教育的人们看不懂古文，当然就打不开这个仓库，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就此一刀拦腰斩断了（《论语别裁》上册第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
南怀瑾先生又从中外语言文字比较的角度分析中国的语言文字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关系，并充分肯定中国古代文字的优点：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虽然现在的语言和文字是合一的，但是语言大约三十年一变，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书籍，除非专家，否则是莫辨雌雄。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晓得语言和时代是要变的，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只是用很短的时间，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就会写出来，这个文字就单独成为一个体系，表达了思想。因此这种文字所保留下来几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几千年以后的人看来，如面对现在，没有阻碍，它对于国家有什么错误呢？没有错。只是因为教育不普及，大家对于这个国文的修养没有学好。当时提倡“五四运动”的部分人士，求进之心是对的，在学问修养上，老实讲，还有商量的必要，于是这一文学革命就出了问题（《论语别裁》第2－3页）。
从上面这两段文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共的文字改革毫无必要，纯粹是多此一举，是有意毁灭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共产党伪政权是难逃历史罪责的。
“五四”时期那一代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见解，在今天看来或许有失偏颇，但他们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他们都希望尽快建立中国的新文化。为了清除建立中国新文化的障碍，他们才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们都衷心地希望中国早日富强起来。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发现了他们的失误，就苛责他们。不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钱玄同、刘半农、赵元任，他们都具有学者的良知，他们与只讲功利、不讲是非的政治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如果有失误，那也是学者的失误，对社会没有太大的危害；政治家则不然，特别是取得政权的政治家们的失误，那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文字是一个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载体。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创立是以千年为单位的，如果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改变了，那么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就会逐渐消失，甚至这个民族也会逐渐消亡。在世界文明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象地中海沿岸和中东地区的一些文明古国，如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波斯等，当他们的民族文字逐渐消失的时候，这些民族也就跟着消亡了，今天的埃及和希腊早已不是昔日的文明古国，今日的伊拉克也非昔日的巴比伦，今日的伊朗也非古代的波斯，佛教在印度消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梵文的消失（当然，伊斯兰教的冲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象梵文、吐火罗文、巴利文、西夏文这些死去的文字，往往掩盖着一个民族辉煌的历史。由此看来，要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改变这个民族的文字。日本占领台湾50年，日语是必学的，学汉语倒受到限制，结果在50年后，许多台湾人已经不会说汉语了，更谈不上知道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了，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具有“日本情结”的台湾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具有“全盘西化”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了语言文字的这种作用，因此，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主张消灭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中共取得政权后，毛泽东要“抹掉过去”，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先从语言文字下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反对传统文化的，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因此而被反掉，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最终没有能够改变汉字；而1949年以后的文字改革则不然，汉字最终被简化，使本来是义符文字的汉字快变成音符文字了，当大部分中国人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就离消亡为期不远了。一种文化传统被人为地消灭后，根本不可能马上再建立起一种新文化，须知一种新文化的创立，与传统文化的创立一样，也是以千年为单位的。大破并不能大立，破旧也不能立新，1949年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扫荡可谓空前绝后，但当中国传统文化被扫荡得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中国当代的新文化并没有创立出来，西方科学民主的文化也没有移植到中国大陆，中共想要建立的马列主义文化和道德信仰，只是一具没有血肉的骷髅，中国的民众是没法接受的。中华民族已经成了一个无根的民族，而一个无根的民族则是一个可怕的民族。
世界上少有人为地自我毁坏文化传统的民族，有之则是以前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这些国家最终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不能割断的，在沙滩上建立的高楼大厦最终总是要坍塌的，中国大陆与大陆以外的华人世界相比较，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大陆中国虽然艰难地跋涉了半个世纪，但还是被港台远远地甩在了后边，这就无怪乎当中共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简化汉字时，曾遭到许多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了。中国大陆简化汉字以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逐渐得到承认，原因是汉语不是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使用汉语的专家学者也不多，因而没有太大的阻力；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世界则拒不承认《汉字简化方案》，至今仍使用繁体字，从而使他们较多地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不但没有阻碍他们的现代化进程，反而具有促进作用，也使这些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得以协调地发展。同时，这个现象也说明，一个社会只能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把已有的基础推倒重来只能使人类回到野蛮状态。
中共为了在大陆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信仰，有意扫荡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学的是洪秀全，不是曾国藩和康有为（曾国藩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忠实践履者，康有为则为重建儒教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洪秀全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是对孔庙和书院进行“毁”和“烧”，中共则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超过了他们的另一位老师秦始皇。毛泽东曾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这完全是一个革命疯子的语言，神智正常的人无论如何是说不出口的，只有发了疯的独夫民贼才能说得出和做得到。扫荡中国传统文化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中共统治大陆半个世纪，中国人的道德水平降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整个社会的诚信度空前下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象“狼对人”一样了。中国的文字改革是独裁政治的产物，而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特性同样也是独裁政治的副产品（英国学者哈耶克对此进行过论述）。
近40年后的今天，当代的中国人对文字改革的现状已基本上默认了，很少有人想到它的灾难性后果。“三大改造”和“大跃进”对中国大陆经济的破坏是空前的，但经济的恢复是以10年为单位的，而恢复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使之发展，恐怕就要以100年为单位了。文字改革的灾难性后果由此可知。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这个传统在民国以前基本上没有改变，真正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触动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不象后来中共宣传得那样轰轰烈烈，记得胡适之先生后来曾说过，他甚至连“五四”这个日子也几乎记不得了。中共是有意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破坏性那一面，什么“反帝反封建”、“打倒孔家店”、“白话文运动”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口号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封建”一词是现代学者对西方英文单词的误译，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以后，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就已经不存在了；“孔家店”也并没有被“打倒”，“五四”时期曾留学欧美的一些现代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尊孔”的，因为西方民族没有自我否定民族文化的传统，在胡适之博士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和冯友兰博士撰写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中，都对孔子尊崇有加，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等土生土长的老一辈学者就更不用说了，因此，1949年前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去打“孔家店”是打错了地方；“白话文”古已有之，《朱子语类》中就有许多古白话，宋元话本小说更不在话下，胡适之老先生在中学时代就曾用白话文写过小说，从学术自由的角度讲，运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那是个人的自由，用白话文？文言文？英文？德文？悉听尊便。辜鸿铭老先生曾用英文写学术著作，林语堂博士则用英文写小说，天才学者钱钟书到了20世纪70年代还用典雅的文言写《管锥编》，“白话文”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运动”。真正不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是中共自己及其那帮子御用文人，不是留学欧美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欧美文化是养育不出这等歇斯底里地反传统的御用文人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化合拍的东西多的是。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悌，忠顺，礼义，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等等，用不了多少改造就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中共推行文字改革，彻底斩断了这个传统。作为文化传统和思维载体的语言文字改变了，使当代的中国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形成了拒绝历史的思维定势，刚刚过去的十年“文革”能够被当代中国人遗忘就是一个铁证。
当代学者徐友渔先生去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发现剑桥的学者对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备至，因此也非常尊重徐友渔先生，但徐友渔先生自己心里明白：当代中国人早已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丢得差不多了。当今的中国人更应当明白：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是实现现代化的阻力，只有反人性、反人道、反文明、反人类、反社会的共产党黑帮组织及其崇尚暴力和彻底反传统的马列主义才是中国通往现代化之路的真正阻力。
学贯中西、懂得近30种语言文字的现代历史学大家陈寅恪老先生，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临终留下遗言：他的著作以后如果出版，必须繁体竖排。今天的中国出版界也一直恪守着陈老先生的遗言。这是对中共的文字改革最有力的抗议和否定了。
文字改革改错了，恢复繁体字－－这虽然是大陆中国人的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却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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