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有过一次令全世界惊讶的“仁义”之举，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几乎称得上独一无二, 那就是１９６２年中国在西藏与印度进行的战争。
在中国印制的地图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区只标志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不了解情况的中国人如果想去那一带走走，离很远就会被边防军挡住，印度军队就在对面。他们会发现那片地区事实上只在中国地图上属于中国。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那片地区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还多两倍。目前中印两国的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画在中国地图上、实际却在印度控制下的土地有九万多平方公里。解放军作家金辉对那片土地这样换算：
－－相当于一个江苏省、一个浙江省；
－－相当于三个台湾、六个北京；
－－相当于一个匈牙利、两个丹麦、三个比利时；
－－相当于六个科威特；
－－相当于十个英阿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
－－相当于二十个日俄吵得不可开交的北方四岛；
－－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一国被另一国强行侵占的最大一片土地；
－－是中国版图的一百零一分之一。
这样换算，换算者的立场是鲜明的。金辉是军队作家，完全站在中国一方，尤其代表中国军队的情绪。印度对此也许有另一套说法，把历史拆零碎，肯定对双方都能提供相当多的根据。事实上，二十世纪以前，这一段中印边界从来没有明确划定过，而是以东方式的模糊形态按照传统进行实际控制，甚至有双方都不管的地段。随着英国势力沿着印度大陆不断向北扩张，与西藏发生碰撞，出现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权精确划界的问题。１９１４年３月，在印度的西姆拉，英国政府代表麦克马洪提出了一条英方勘定的分界线，那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包括英国）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
无法确切知道当年西藏当局的动机，有一种说法是麦克马洪许诺给西藏五千支枪和五十万发子弹，还有一种说法是西藏人根本不明白边界被篡改了，如英国人贝尔所说“西藏人不会画地图”，反正西藏代表在那个条约上签了字。因为当时的西藏已经摆脱了中国控制，虽然中国政府不同意，也没阻挡住所谓“麦克马洪线”的产生。但是即使在西姆拉会议之后二十年时间，出于担心合法性不足，英国一直没有公开宣布条约，也没有在她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那个传统边界和“麦克马洪线”之间所夹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就是中国和印度争执至今的。现在，中国出版的地图继续按传统划界，印度地图则早已经把“麦克马洪线”当成了正式的合法边界。
不过中国的地图只在理论上存在，仅能表达中国的主权要求，而非实际的领土控制。那片领土现在属于印度。１９５０年以前，“麦克马洪线”同样是理论，不管双方的地图怎么画，那片地区没有驻军，不设边防，行政建制也不存在或徒有虚名，老百姓按照祖祖辈辈的方式生活，国际政治与他们无关。１９４９年后，大概是新独立的印度看到一个强大的咄咄逼人的新中国正在产生，而且即将向西藏挺进，只有趁其尚未全面控制西藏以前先下手为强，从１９５０年，印军开始向北推进，到１９５３年，“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全部被印度实际控制。中共那时刚刚进藏，没有能力做出实质性反应。当时的印度政府在国际社会又对新中国采取友好姿态，中共也不好翻脸。
在边境扩张方面，印度一向采取锲而不舍的积极姿态。一直到今天，西藏边防部队都无时不感受来自印度处心积虑和顽强的压力。印度对待中印边境争端的指导思想就如印度记者曼克卡尔在《谁是六二年的罪人》一书中所披露的：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尼赫鲁总理向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驻军发出了新的命令……我们的守备部队接到了尽一切可能向前推进，积极占领整个边境的命令：在边防线上，哪里有空隙，就到哪里巡逻，或建立哨所。在陆军总部的会议上，赫鲁说：哪一方修建一个对立的哨所，那么它就将成功地在这一特殊地域建立自己的主权，因为实际上的主权十个有九个都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
除了印度在边境不断进逼，对１９５９年的西藏“叛乱”，印度在感情上也同情叛乱一方。中共认定印度为叛乱者提供了实质性的援助。印度收留了逃亡的达赖喇嘛和流亡藏民，对中共肯定也是刺激，叛乱藏人的游击队还以印度领土为基地继续骚扰中国。把老帐新帐加到一块算总帐，中国于１９６２年发动了她所称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中共发动那场战争的动机并非真是所谓“自卫”，更主要的是为了“教训一下”印度。和邓小平后来为了“教训一下越南”（邓小平语）发动战争一样，帝王的 “教训”意识在中共领导人那里是很强的。那是否是一场“正义”之战，双方到底谁有理，这里没有必要讨论。国际政治本来就无“正义”而言，每个国家自己的利益和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教训”意识指导的战争之荒谬在于，让国家劳民伤财和将士流血牺牲打一场战争，最后的结果却仅仅是供帝王（领导人）出气。６２年的中印边境战争是这种荒谬达到极至的典型，出完气还要表现“大度”和“仁义”（实则是表现帝王的傲慢及对敌方的羞辱），而那虚荣的满足是用国家安全与利益换取的－－不但把已经收复的有争议领土白白放弃，而且永远失去了一个能使中国一劳永逸稳定西藏的机会。时至今日，木已成舟，当年决策的愚蠢以及不可挽回的后果，都已经看得很清楚。
１９６２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国原本已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和胜利。击溃印军，向前推进速度之快，有时连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原西藏林芝军分区政委阎士贵大校这样回忆：
“１９６２年自卫反击战，打过去很顺利，几路基本都打到了传统习惯线，就是我们地图上标的国界线。我们以四万兵力，四路出击，西线从错那攻达旺、邦迪拉，东线在察隅，中间两路这边从墨脱沿雅鲁藏布江往下游打，还一路沿苏班西里河推进。只用了一个月就基本收复失地。而印度方面，它的国防部长说，动用了印军三十二万四千人。有个西山口，印军说我们至少要攻半年，结果一个早上就拿了下来。那时候部队士气高，战斗力强。我们以穿插和偷袭为主，动摇它的后方，前线马上溃退。印军说你们不正规，没有这么打的。但是我们赢了，他们输了。他们都是雇佣军，胡子兵，说中国是娃娃兵。吃了败仗之后，他们才知道娃娃兵的厉害。”
当时中国方面除了有部队士气高，战斗力强的优势，还得到战区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未见得是出于支持共产党。之所以存在一个传统习惯边界线，在于那一带历史上一直为藏文明覆盖。被称为“风流神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控区。老百姓对西藏是有向心力的。林芝军分区的原副司令李春回忆：
“反击战开始后，我们沿江一路下推，一个连击溃了印军上千人。没有公路，印军想不通，中国军队靠什么供给给养？以为我们有什么高级食品，吃一顿能管好几天。其实，我们就是靠老乡支前，靠牦牛运输。那一仗，支前的牦牛就有三万多头。这边的所有物资，还有伤员烈士，都是靠老乡背。一○○迫击炮弹，一人只能背一发。五十人运，几分钟就运出去了。家家户户都出人，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支前。当地老乡十二三岁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东下边扎西家的小男孩，才四岁，跟爸爸妈妈一起，他背了四筒罐头，有八斤重，爸爸牵着他爬山支援我们。没有老乡，我们根本没法打胜仗。”
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
阎士贵大校说：
“不要这片土地，军人想不通，老百姓也想不通。六二年我们从雪山向下压，势如破竹，半路上把棉衣都甩了，越打越快。往回撤的时候，可是越走越慢。战士们想不通，这是我们的领土，为什么还要撤？为了体现我们是仁义之师，还把缴获的车辆装备全都收拾好，武器都擦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地都还给了他们。”
中国军队接到的命令不仅是放弃全部收复的失地，撤回到“麦克马洪线”，还要再从“麦克马洪线”后撤二十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结果印军不但轻易返回原来控制的地区，又趁虚而入，继续向北蚕食推进，建哨所，修工事，反而多占了上 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一片被中国收复又放弃的土地是比西藏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富饶的地方。那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下降到一二千米甚至几百米，有印度洋暖风的滋润，属亚热带生态环境。土地极其肥沃。植物茂盛，能够生长菠萝香蕉。自然景观奇异，矿产丰富。雅鲁藏布江著名的“大拐弯”，可利用的落差２２３０米，如果横切大拐弯建一条４０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可建成世界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最低为４５００万千瓦以上，是长江葛洲坝电站的１７倍，是三峡电站的四倍，投资却比三峡低得多，又没有移民、生态、战争灾难一类的问题。然而这个设想中激动人心的超级水电站，却被“麦克马洪线”拦腰切断。
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所长徐凤翔说：
“我们搞森林的，一说起来就是西藏林蓄量居全国第二位，可谁也不说这只是理论林蓄量。因为实际上，西藏森林的一半在控制线之外，准确地说，是５２·８％在人家手里。其实，这个数字仍然不准确。这只是按森林面积算……（控制线那边的）中低海拔原始森林单位面积的蓄木量大得多。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那么实际上，西藏森林资源的８０％不在我们手里。”
正如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写的情歌：
压根儿没见最好，
也省得情思萦绕。
原来不熟也好，
就不会这般神魂颠倒?
那些打仗时亲身到过那片土地的军人，对那片土地的得而复失最为耿耿于怀，至今念念不忘，甚至敢于直截了当地批评毛泽东。现在的北京政府在他们眼里就更为软弱。
现任林芝军分区司令员王克忠大校这样说：
“那可是个好地方啊，比这边还好。当年打过去的时候我们都见了。指望谈判是根本谈不回来了。伊拉克占了科威特，全世界的外交压力那么大，还有经济制裁，没用！还是老头子（指毛泽东）说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可是老人家（亦指毛泽东）在这失策了。我们一撤，他们（指印度）又占了过来，越占便宜还越卖乖。他们口头上喊和平，实际上是真干，完全是积极进攻的态势。我们也说和平，倒是言行一致，一点动作也没有，就是消极防御。现在这么下去，我们越来越被动，越来越要命。即使后人想收回来和有能力打了，可是机会也已经让我们现在的政策给拖没了。”
阎士贵大校虽然没有点名，但是说得更厉害：“可惜了这片土地，现在想拿回来不容易了……搞成这个样子，后人要骂我们还不如清朝的最后一个驻藏大臣赵尔丰！”
连一位到西藏旅游的台湾女士都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那么大片的国土收复了以后，又让给了印度？现在的中国政府，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几届中央政府中最强大的，可是让人想不通，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么软弱？”
确实不太好理解。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台湾死盯住不放，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另一方面对面积大三倍的这片领土，却随随便便就丢掉。全归于软弱不尽然。尤其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际上的形像是茅屎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为几个黑龙江上一涨水就淹掉一半的小岛，敢跟比印度强大多少倍的苏联交火。问题在于毛泽东不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他那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象封建皇帝一样，高兴了甚至可以随便赏赐于人－－当年的许多边界纠纷都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的。他的治国完全以他的个人意愿及心理满足为标准。中国古代文化往往塑造不以大欺小的“英雄”形像，当“小”者实在过于不自量而百般挑衅，令人忍无可忍之时，“大”者一出手就可将其打翻在地。这时“大”者再将其扶起，把武器还给他，甚至再给一些赏赐，表示“大”者的胸怀和宽容。“小”者被教训一番，无地自容，从此不敢轻举妄动。周围的观众齐声叫好，把英雄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在古书中泡了一辈子的毛泽东，６２年的中印战争之后一定会长时间地自我陶醉于这个形像之中。
从当时的意识形态出发，中共力图扮演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阵营的领袖。印度当时正是那个阵营的重要成员，“教训”一下不碍大事，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对毛泽东的全球战略和盟主地位就会不利。所以教训完了，要立刻适可而止，再给几根胡萝卜。毛泽东的胡萝卜稍大了一点－－九万二千平方公里，不过以毛泽东的胸怀来说，可能也属正好。
金辉在他的书里对那段历史这样结论：
“１９６２年中国和印度发生的边境战争，就当时看，胜利者和失败者是十分明确的。 “但是，经过了近三十年之后，结合现在再来看那场战争及其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胜利者除了没有失败的名义，却具备了失败者的一切；失败者除了没有胜利的名义，却得到了胜利者的一切。胜利者因为胜利的飘飘然，以至连对胜利成果的彻底丧失和巨大的屈辱都无动于衷。失败者因为唯独还没有得到胜利者的虚名，所以一直在摩拳擦掌，发誓要报一箭之仇。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嘲弄，如果当年印度取得了胜利，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一地区肯定不会如此占尽便宜，如果当时中国在此地失败，那么现在反而大概不会这么被动和可怜。”
金辉充满激愤而言的屈辱，主要是领土的丧失和目前中方在中印边境所处的弱势。但是中国还有另一个至少相等（甚至更大）的遗憾：如果６２年打过去不撤回来，向那九万二千平方公里肥沃富庶的土地移去几百万内地汉族人口－－那片地区的中低海拔和亚热带气候完全适应汉人的传统生活、生产方式及身体条件，内地贫困地区的农民会把迁居那里当作好福气－－就等于在西藏的中心地带与印度之间建立起一条汉文明的血肉长城，将西藏与印度传统上的紧密关系割断，把西藏包围在汉文明圈内，从此一劳永逸地根除西藏独立的可能。西藏自治区现在一共有二百二十万藏人，中国全部藏区的藏族人口加一块也不过五六百万，如果在那一片地区移去五百万汉人（印度现在已向那里移民七百余万，那里的资源足以养活更多人口），哪里还会有西藏分离的问题？西藏又能向哪里分离呢？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一代新人已经能在那里从出生到成人，彻底扎根，完全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园了。
现在，这三十多年是给了印度移民在那里长起一代新人的时间，那里成了他们的家园。时间是合法性的最好来源，强权成为公理往往都是在时间的帮助下。中国１９６２年使用了强权，却放弃了时间，得了暴力之名，却没有得到公理。金辉在他的书里主张现在再打一仗收复失地，这可能代表了一些军人、尤其是西藏军人的主张。他这样写：
“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考虑，全部或大部收复失地将是我们唯一合理的选择。１９６２年，我军以几万兵力反击印军，作战一个月基本收复失地。若以后在中印边界反击侵略收复失地，兵力也许要比当年多投入一些，作战一个月假设需直接军费十五亿元，即使再增加一倍，若能收复失地。从政治上看完成了一项神圣事业，从经济上看仍是一本万利。收复失地反击作战的代价不会高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但是和那场战争相比，不论战争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国防、民族团结、国际等各方面，都要有益有利得多。”
军事上是否能如金辉估计得这样乐观，首先值得怀疑。印度军队已今非昔比。６２年失败的耻辱使其卧薪尝胆，九年后的印巴战争，印军表现就已经相当出色。今天就更不可同日而语。据国外军事专家评价，印度兵目前是全世界最优秀、吃苦性最强、装备最完善的山地部队，能够成功地抵抗中国的任何进攻。
中国军队也发生了变化。当年的战斗力主要源于意识形态的动员和激励－－即所谓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也就是当年放在第一位的“人的因素”。始终被动员在颠峰状态的高昂士气使解放军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能创造按常规思维不可想象的奇迹。今天，“文化大革命”的幻灭，政治腐败与丑恶的全面暴露，商品观念的蔓延，以及军队经商的腐蚀，使解放军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当年最有威力的武器－－不怕牺牲（这个武器甚至能使“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战胜最先进的军队）荡然无存。解放军战斗力的下降，在７９年对越南的战争中已经有表现，这十几年向金钱社会转型，腐蚀性更是空前，“人的因素”已不成为解放军可以占据优势的条件，战斗力来源只能转移到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和科技上。但是这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之一是军队让位，军事现代化虽然有所进步，速度相对较慢。至少在中印边境的实力对比，明显逊于印军。
现代化战争与６２年的战争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对后勤的依赖大大加强，光靠当年的牦牛和妇女老少齐上阵，四岁的孩子背罐头远不再胜任。那必须是一部巨大的吞吐机器，在最短的时间里有序地调动、运输和分配最多的物资、给养、武器弹药。从军事上，青藏高原是中国的屏障，是有利条件，但是从地理上，青藏高原反过来成为中国军队后勤体系极为头疼的障碍。运输是几乎不可解决的瓶颈。印军的背后却是南亚平原，有条件修建良好的公路网，运输畅通无阻，后勤保证极为强大可靠。１９８７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使占领合法化之后，中国军队强烈主张借此再打一场中印边境战争，象６２年那样收复失地（当然不会再放弃），除了其他因素的阻碍，军队内部的反对意见主要就来自后勤系统，他们无法为战争需要提供保证。
即使上述问题都不考虑，都能最终克服，取得最后胜利，把那九万二千多平方公里拿了回来，还会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已经移居那片地区的七百多万印度移民怎么办？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根。留下他们，不啻是另一个朝思暮想搞分离的西藏，也没有了中国移民的空间。赶走他们，制造如此规模的难民潮，连锁的麻烦会多得不可想象。
面对时间造成的既成事实，那片土地已经很难再被中国重新拿到。６２年是唯一的机会，那时印度实现实际控制只有十来年，事实还未既成；印度移民尚不多，当地居民对西藏普遍有向心力；中国对印度又有较大军事优势。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全部具备，而且已经在事实上把那片土地拿了回来。只要守住，坚持若干年，既成事实就在中国一方，今天的主动权也属于中国了。对中国，遗憾的是，为了一个或几个领导人的心理满足，这个机会已经永远地丧失，不可复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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