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留给他们的就是21年的劳改生涯。聪明人从小在农村长大，一些重活累活还能吃的消，就是苦了他年轻的妻子。她妻子从小生活在城里，从没下地干农活。可是现在要泥里水里风里雨里，怎么办？刚开始的一两年，年轻的女教师每天都哭着出工，哭着收工，后来习惯了也就没有什么了。人在什么环境下苦不出来呢？
然而最苦的还不是农业劳动，虽说这些劳动让人每天起早摸黑，没休没止的累个死，可被人批斗被人歧视那是最难受的。那时运动一轮接一轮，每次运动受冲击的就是地富反坏右，聪明人和他的妻子是右派份子和右派份子的老婆，每次批斗都有他们的份。
有一次，大队把聪明人拉去批斗，因为聪明人“不老实”，据说是和大队干部顶了几句嘴，干部们就把聪明人捆起来。那是一个大热天，蚊子很多，聪明人只穿一件短裤。一些10来岁的孩子看到“反动派”，就气不打一处来，他们一个个上去，你打聪明人一耳光，我扇聪明人一嘴巴，打得啪啪直响。
那时，聪明人真有了死的念头，多亏好心的乡邻彻夜相劝，才让他打消了死的念头。是啊，他上有70岁老母，下有未成年的几个孩子，还有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要是死了谁去照应他们啊；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两位都是文化人，将来一定会有出头之日的。
文革结束后，聪明人做了中学教师，那时他已经51岁了。后来由于他长于写作，调到县里编写县志，在这段期间，由于不慎，和一个年轻的姑娘有染，为此被开除公职。现在仅靠他妻子600元的退休工资与妻子勉强度日。
我认为聪明人可怜不仅因为他有痛苦的经历和晚年艰难的处境，更主要是聪明人一直没有弄清为什么有这些苦痛的经历，他和他美丽妻子的青春岁月是被谁耽误了！
我与聪明人的儿子是初中的同学，一次到他家去玩，发现一本文稿纸，我一看，是一本诗稿，诗的题目叫《洪湖渔歌》，那时候也正放《洪湖赤卫队》，而这位正生活在最低层的右派也没有忘记为党歌功颂德，好像自己受的十多年的劳改之苦是罪有应得，偷偷在家写起诗来。那时，我也听我的父母和聪明人的妻子说过，他（指聪明人）吃亏就吃在好说话上，那时要不是得罪领导怎么能被打为右派？人们把好说话也认成了罪过了，似乎只要不说话，就不会打成右派。
80 年代初，聪明人一家迁往县城，一晃又是二十多年过去，聪明人变成了老聪明，前不久聪明大婶回了一趟老家，听她说，聪明人现在又办了一件傻事，说聪明人最近写了一本书，是写中共早期革命的。歌颂当时的共产党怎么进行武装斗争，怎样打家动舍。可惜书印出来后，没有几人买。于是欠了一屁股。本来年近80，想写点什么留给后人，也赚点钱改变一下眼前的窘境，没想到弄得雪上加霜。出版社多次索债，说的话很不好听，正如聪明大婶说的一样，像刷嘴巴一样难听，可是没钱给人家，也只好听任别人“轻视”了。
聪明人从青年到老年，一至都没有认清党的嘴脸，他在国内这种环境下，他已被中共完全洗脑，80高龄还不忘记为中共歌功颂德，您说可怜不可怜！
聪明人比我的父母大几岁，是我父辈心中的偶像，也是我少年时代佩服的人（佩服他有满腹的文才），可如今回想起来，是多么的可怜，因为他到了晚年也没有认清中共。这也使我想起了刘宾雁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我少年和青年时，是出了问题的人（这是我老师说的话），而在我今天看来，他是最早认清中共嘴脸、为人民说真话的人，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人，他活得明白，死得无憾。
于是我萌生一个愿望，在聪明大伯有生之年，一定得找他谈谈，更让他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让聪明大伯真正的聪明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