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断断续续又读了两遍“新阶级”一书，很有收获，很有感触。我希望凡关心中国前途的各方人士都来读一读，对自己的思想及知识、及分析目前中国的情形、趋势及前景，一定会有所启发及帮助。吉拉斯并不是看水晶球的预言家，但是，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今天，与五十年前他的分析有多少差别？
吉拉斯于一九一一年出生，十八岁在大学主修法律。在大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左派学生政治活动的领袖，他因组织示威、反抗王室于一九三三年被判刑三年。
一九三七年结识了铁托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总书记）在一九四零年的党代表大会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进入权力核心。
第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军占领了南斯拉夫，吉拉斯的父亲、两个兄弟、两个妹妹都参加抵抗运动遭杀害。吉拉斯任职“民族解放军”参谋本部，并入选“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席团。一九四四年以军事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
到了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与苏俄关系恶化，退出共产国际组织的共产情报局。吉拉斯坚定地支持铁托与斯大林决裂。
一九五三年一月，铁托是南斯拉夫总统，吉拉斯被任为四个副总统之一。同年十二月，他在本区的选举中得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选票，随即被推为联邦人民大会的议长，声势之盛，真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多人都认为他是铁托心目中选定的“接班人”。可是议长的职务还没来得及就职，吉拉斯却因言得祸，于一九五四年一月被南共中央罢黜，免去党内一切职务。
吉拉斯的失势主要是因为他主张自由化，建议放宽党的纪律，并一再攻击当权派的官僚作风，铁托认为他的放言高论，是因为他出国次数太多，“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恶劣影响所致。”
吉拉斯于一九五四年四月缴还党证，自以为是自由之身可以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因而被捕；不久开释，南共当局准许他仍住在贝尔格莱德，一直被警方监视，形同软禁。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爆发反共抗暴事件，吉拉斯在那年十一月十九日纽约出版的周刊“新领袖”上，发表“东欧大风暴”一文，赞扬匈牙利革命“是共产主义逐步走上末路的开端。”为了这篇文章，他再度被捕，判刑三年。最讽刺的是，他被关进去的牢房，也正是一九三三年他以左派学生领袖身份判刑时住过的同一个牢房。
在狱中，他埋头著述，完成了两本书，其中之一就是“新阶级：共产制度的分析” 同年十一月吉拉斯在一次秘密审判中又被判刑七年。
吉拉斯的前半身献身于共产革命，后半生则又集中心力于反共的理论斗争。吉拉斯曾自谓，“我曾走遍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全过程，从权力阶梯的最低级到最高级，从地方到全国以至国际政坛。我亲自参与了一个真正共产党的成立，组织了革命，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
“新阶级”是吉拉斯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代表他的主要思想与主张。全书共分十章，分别讨论共产主义的起源，革命的性质，新阶级的出现，一党专政，经济上的教条主义，共党控制思想的暴政，目标与手段，共产主义的本质，国家共产主义，和当前的世界等问题。他谴责由共党贵族所组成的“新阶级”，指出已经取代了昔日的地主与资本家的剥削阶级，而成为享有特权、专断控制的新剥削者。
现在摘录一些语录供读者参考。
* “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经荡然无存了。在西方，它已经死亡或奄奄一息；在东方，它们之所以能残留着，是为了用于稳固其权力、支持其暴政并侵害人类的理性。”
“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东方虽已被放弃，可是它形成的教条，其力量却在增加中；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新的政权，一个新的经济与社会制度。”
* “马克思所做的具体预测（对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为不确。同样，列宁之预期在独裁政治控制下可以建立起一个自由或无阶级社会，更为不经之谈。”
* “当共产革命在不同情形下及使用国家强迫手段下，完成了西方国家利用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制度所完成的同样事物后，它只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革命。革命胜利中所建立起的各种关系，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因为新政权更负责管理政治、劳工及其他关系；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还负责分配全国收入和利益，分配那些实际上已经变成国有财产的各项物质，从这一点更可证实共产国家内各种关系的特性。”
* “这个阶级（新的共产革命阶级）也正和以前的那些阶级一样，相信它的权力的建立，将可为所有人类带来快乐和自由，这一点是易于了解的。新阶级和其他阶级间的唯一区别是，新阶级对于其幻想之迟迟未能实现，都以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它的权力较历史上以前所有任何其他阶级更为完备，它的阶级幻想和成见也因之更大。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或者更准确的说，就是政治官僚，它除了具有它本身的若干新特点之外，还具有以前旧阶级的所有特点。”
* “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或‘国家的’财产等名词，不过是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新阶级认为，凡对其绝对权威稍有冒犯，即是破坏其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批评新阶级对财产的独占，足以使新阶级发生失去权势的恐慌，新阶级对于批评与要求之敏感，是他们的统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造成的。”
* “当新阶级在革命中大获全胜时，其控制手段却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最可耻的一页。人们一面会为其成功感到惊异，一面又会为其使用的手段感到羞耻。”
* “新阶级终有一日会被历史所淘汰，是时，人们将不致为它的凋落而有丝毫伤感。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它是命中注定要失败与遭受可耻的毁灭的。”
* “共产党的权力机构虽然造成最精妙的暴政和最残暴的剥削，但也许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最简单的一种。这种机构之所以简单，是因为只有共产党一党是所有政治、经济与思想活动的中枢。整个公众生活或陷于停顿中，或为党的政策所左右。”
* “各阶级和大众都是无权的，只有共产党假借他们的名义在行使大权。任何一个政党包括最民主的政党，党内占主要地位的领袖都能做到把党的权力当为自己的权力的地步。‘无产阶级的独裁’势必演变为领袖的独裁。它是党的权力的开始，在最佳情形下，则变为党的权力。在这种形式的极权政府中，无产阶级独裁乃是寡头政治的少数执政者擅权的理论根据，至多只是其思想上的假面具。”
* “权力是共产主义和每一真正的共产党徒的基本目的和手段。共产党对权力的贪梦是没有厌足和无法抗拒的。争夺权力而胜利是至神至圣的事，如若失败则属莫大的耻辱。”
* “（进行共产主义事业），滥用权力和酷爱权力是不可避免的。腐化同样也是难免的。这是一种特别形式的腐化，它是由于政府只操于一个政治集团之手以及政府是所有特权的泉源的事实所引起。……政府、党与国家不分，并且实际上掌握着一切资产，使共产国家必然产生特权和寄生作用，成为一个本身必然腐化的国家。”
* “共产制度既然是以管理为基础，所以必然是一种具有严格层次组织的官僚政治。关系重大的国家大事每每在一次亲密的晚餐席上，在狩猎之时或在二三人的谈话中便作决定。党的讨论会，政府的会议和议会除作传声筒并发表宣言之外，别无作用。这种会议只是用来通过业已被决定的事情。”
* “由于共产国家是靠军队和暴力而建立的，由于它经常与人民对立，所以即使没有外在的理由，共产国家也必须是黩武的。没有一个国家会比共产国家更崇尚暴力，尤其是军队的武力。实行黩武主义是新阶级在国内的根本之图，它所产生的力量，是新阶级的生存、力量与特权之所系。”
*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盗窃及滥用款项的事情无法避免。盗窃‘国家财产’的原因，并非仅由于穷困，乃是由于共产国家内的财产并不属于任何人。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变成无价值，从而造成盗窃和浪费的适宜环境。最大的浪费甚至还无法看见。那就是人力的浪费。千百万人在不感兴趣的心情下所从事的迟缓而无生产力的工作，及对于从事非‘社会主义’工作的防止，其所发生的庞大的、可以计算而不可见的浪费，乃是任何共产政权所无法避免的。”
* “举例言之，南斯拉夫绝无检查制度。但控制思想是以这种间接方法执行的：即共党党员在出版业、艺术家协会、杂志、报社等机构内，将每一件他们认为‘可疑的 ’事物提供给有关当局。检查制度，或者更恰当地说自我检查的制度，即在这种气氛中产生。即使共党党员可能要贯彻某种事情，他们或其他知识分子必须对他们本身实施的自我检查制度，也将迫使他们掩蔽每件事情的真相并提出无价值而曲意求宠的建议。但这却被认为进步，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非官僚政治的专制。”
* “当代共产主义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种类型，这项理论不仅是流布最广的，而且也是最正确的。但是，‘现代极权主义’这个名词的实际含义如何，知道的人并不多。当代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类极权主义：它具有三项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第一是权力；其次是所有权；第三是思想。这些因素被唯一的政党，一个新阶级所垄断；而目前则被该党或该阶级的寡头们所独有。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极权制度，甚至现代的包括在内能同时将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把人民控制到这种程度。”
* “共产主义肇始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含有共产主义的极权和垄断性质。现在我们可以确切认定，在共产主义控制人民这一点上，思想已不再占据重要地位。共产主义作为思想的那一阶段大部已成过去。共产主义能向世界显露的新思想、新理论已经不多了，而对于其他两个因素，权势和所有权则不能这样说。”
* “迄今为止，存在最久和发展最完备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已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他型式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多少也如此（中共例外，它在主要上仍停留在第二个阶段。- 目前也可能已在第三阶段了 – 本文作者）。这三个阶段是：革命的、教条的、和非教条的共产主义。大致说来，这三个阶段各自的主要口号、目标和代表人物是：革命、或权力的篡夺 - 列宁。‘社会主义’、或制度的建立 - 斯大林。‘合法’、或制度的稳定 – ‘集体领导’。”
──《观察》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