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花花绿绿的票据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但是，它确实是那段贫穷落后历史的真实写照，它们的背后有着很多不为现代人所知的故事。于是，记者就此采访了几位不同年龄的人，他们翻开了尘封的记忆，讲述了一个个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或辛酸、或无奈的关于票据的故事。
70岁的杨老师：为粮票被批斗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杨老师在我市某中学教书。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了，可提起来，杨老师还是很气愤：“真不明白，她怎么那么没有良心！”
粮票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那时用粮票可以换油条吃。在某种程度上粮票可以顶钱用。杨老师一家四口，两个女儿饭量都小，在部队当军官的姐姐和姐夫还经常在钱、粮、物等方面接济她，所以杨老师家的生活在当时还算不错，粮票也略有盈余。她看到一位同事常常吃不饱饭，有一次在课堂上因饥饿而昏过去了。心地善良的杨老师便给了那位同事5公斤地方粮票。没想到，“运动”来了，“组织”上让杨老师交代清楚：在劳动人民都吃不饱、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她家能有多余的粮票？原来，是那位被接济过的同事，为了表现积极，主动向组织上反映了这一情况。杨老师慨叹道：“昔日的贫穷，使人性都变得扭曲了！”
66岁的李师傅：为肉票兄弟反目
今年刚过完“66”的李师傅提起往事滔滔不绝：六七十年代那阵子，我才30多岁，也算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当时由于没有住房，我和大哥两家都和父母挤住在一起，户口也都在一起。
那时，街道居委会是根据一家人口的多少来发放各种票据的，人口多的家庭，得到的票也多，而人口少的家庭得到的票据就有限了。我老伴当时是农村户口，居委会发各种票据都没她的份，她只能是白吃白喝我们大家的。
我记得1969年，我家“老大”出生那年，老丈母娘和七大姑、八大姨来下奶，咱总得招待招待吧。于是，我就把当月的肉票全花完了，那个月也就甭想再见油腥了。怎么就那么巧，正赶上我大哥的岳父来串门，可肉票被我用没了。说起来不怕笑话，为这事，我和大哥当时都动手了。两个妯娌也干起来了，大嫂一个劲地骂我老婆是废物，我老婆气得奶水都没了，饿得我儿子干嚎了两天。这全都是让一个“穷”字给闹的呀！
43岁的周先生：为糖票挨揍
那时候买糖、买鱼、买鸡蛋都得用票，即使上街“拣”块豆腐也得凭票。
我从小就特别爱吃糖果，可是，妈妈总是把每个月有限的糖票都用来买了白糖，然后给患肝炎的大姨送去。记得有一天，我去商店买铅笔，当我在食品柜台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时，实在经不住诱惑，便偷偷地从家里拿了两张糖票买了糖果。当晚就被妈妈发现了，那个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妈妈像头愤怒的狮子，不仅给了我两个嘴巴子，还用一个竹板子把我的右手打肿了。那年我正好13岁。
78岁的赵大夫：为布票婆媳生分
提起往事，赵大夫感慨万千：当时为了几尺布弄得婆媳生分、姑嫂不和,人们又都十分较真。
小儿子刚结婚，女儿还没出嫁，我们一家五口人的户口都在一块儿。女儿看好了同学穿的一件蓝地白花的布拉吉，非磨我帮她裁一件不可，我便用布票为她扯了同样的小花布。儿媳看见了也说好看，也要做一件，可布票不够了，儿媳又哭又闹，说我偏心眼儿，向着自己的女儿。儿子说了她两句，她就说我们全家都欺负她，气得跑回娘家去了……
第二年发布票、棉花票的时候，我先可着儿媳来，免得又被她说成“偏心”！
由于物质的匮乏，只好用有限的票据来限制人们的购买力。因而，粮票、肉票、糖票、布票等等票据才演绎出或辛酸、或无奈的故事；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那些早已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的使命、退出舞台的各种票据，将成为那段抹不去的历史；作为旁观者，它不仅静观着历史的发展变化，也见证了那年代和共产党的"伟大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