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具有致幻作用且能煽起全民癫狂的观念产品，通常会被比喻为“精神鸦片”。马克思曾把宗教喻为“人民的精神鸦片”，把资本主义贬为“商品拜物教”，也可以说就是另一种“精神鸦片”；针对二战后法国左倾知识界对苏联的狂热，雷蒙•阿隆几乎是孤军奋战地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把共产主义喻为“知识分子的鸦片”。现在看来，这一比喻堪称经典。
由此类推，希特勒曾经是德国人的精神鸦片，斯大林曾经是苏联人民的“精神鸦片”，毛泽东曾经是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曾几何时，这些极权者是世界上最具致幻作用的精神麻醉剂，德国人对希特勒、苏联人斯大林、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连至高无上的上帝也望尘莫及。
然而，精神鸦片的致幻作用大都是暂时性的，自由化进程是最有效的“祛魅剂”，当西方经济学重回古典自由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为萎靡不振的西方注入了新的活力之时，整个共产世界也开始走上改革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国伟大的八九运动和苏东帝国的全面崩溃，使共产乌托邦丧失了“精神鸦片”的致幻作用。
但中国的改革和苏东的改革却有本质区别，苏东的“天鹅绒革命”带来的是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同步，但邓小平及其中共的独裁本性却葬送了政治改革的千载难逢的时机。民间要求政治改革的伟大八九运动被镇压。坦克和刺刀当然无法给中国带来健康的改革，纵使邓小平南巡使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但也只能是经热政冷的跛足改革和畸形发展。个人极权变成寡头独裁，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变成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改革成果的分配极端不公正，使今日中国变成了“权贵的天堂和弱者的地狱”。与此同时，当实用主义猫论代替了共产主义革命论之后，黄色发财梦也代替了红色乌托邦。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共为了保住独裁政权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奉行“稳定第一”和“GDP优先”的跛足改革，鼓吹“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取向，从中央到地方，衡量官员们的第一政绩标准，也由政治挂帅必然变成GDP挂帅标准；从城市精英到乡村农民，衡量人的价值的第一标准，也由清教徒道德变成暴发户道德。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中国沉迷于“金钱拜物教”，GDP增长率变成了中共政权的“精神鸦片”。
2004年年底，中共当局宣称：继续宏观调控并下调了GDP指标，并预测2005年经济增长率为8%左右；国际经济分析机构也多预测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减缓。然而，一年后的2005年年末，中共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对外宣布：“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已经圆满结束”，普查发现漏报2.3万亿元人民币，2004年GDP因此上调16.8％，达到15.98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超过了意大利。
2006年1月9日，中共统计局再次宣布：从1979年到2004年的25年间，中国平均每年GDP的增长率为9.6%，比原先的数据高0.2个百分点；也宣布了近四年的GDP增长率修正数据，2002年由8.3%调整为9.1%；2003年由9.5%调整为10.0%，2004年由9.5%调整为10.1%，2005年为9.8％。这样，中国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
此次修正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消除中国高增长给外界带来的不健康忧虑，所以李德水特意介绍了大幅度修正的根据：投资性增长的比重大幅度降低而服务业增长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他说：“这一增幅主要应归于中国先前对服务业的低估”，“中国的投资过热其实并没有官方数据所言那么严重，GDP调整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也有望从46%下滑到42%－43%。”，“此前许多过高的‘比率’将不再成为大问题，此前让中国经济界担忧的‘硬着陆’风险也将在一系列大大优化的数据面前迎刃而解。”。
同时，为了消除外界对此一修正的怀疑，李德水还特意举出其他国家修正经济数据的例子：“过去东南亚某一个国家经过普查以后(GDP)调整了18％，欧洲一个国家经过普查以后调整了17％，这都是很正常的。”他还警告说：“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因为普查增加了一点GDP就沾沾自喜。”他指出：不要光看GDP总量，而要看人均GDP。如果按照人均GDP排名，中国仅仅排在107位。但国内外舆论却是一片喧哗和骚动，狂炒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上的飙升。
事实上，对中国GDP高增长的欢呼，并非今年的特例，近年来，每年公布的GDP增长数字－－无论是超过8％还是超过9％－－都能带来欢呼。2005年2月28日，中共当局公布2004年GDP增长率后，国内舆论曾热烈欢呼过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七（1.65万亿美元）；10月后，官方公布了修正后的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奇迹，再次产生强烈的致幻作用。在这种经济奇迹中，国人想起了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赶英超美”的目标，现在似乎已经实现的一半。
所以，国内媒体大都用“中国有望超过英法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作为标题，各媒体的2005年年终特刊也大肆渲染中国世纪，《人民日报》社论题为“伟大的开局之年━━元旦献词”，财经时报出版的年终特刊题为《2005中国的世界元年》，开篇标题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大问题及大智慧》，最后一篇的小标题为《这是歌舞升平的一年》。
央视《新闻周刊》的主持人白岩松说：甚至不用提中国经济世界第四，只要一想到我们可以谈论“中国经济世界第几”，就足以令人激动。他还说，“赶英超美”的老话应该改为“超英赶美”了。按现在的发展速度，2005年第四，2006年的中国经济很可能超过德国变成世界第三，剩下的就是追赶老二日本和老大美国了。
那些御用智囊和狂热愤青，已经把“大国崛起”作为立论的根据，谈论着中国可以纵横世界的美妙前景；那些以“价值中立”标榜的经济学家，说起话来也有种令人眩晕的光环；那些跨国的经济分析的机构，那些中国权贵经济的外籍代言人和外国大资本的中国代言人，也大都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而欢呼。
然而，中国经济总量的飙升必然引来“中国威胁论”的升温。此次中共当局修正GDP数据，上调中国经济总量，也让欧美各国纷纷聚焦中国挑战。甚至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表示：中国最终将会成为左右世界经济的强大力量。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西方国家应该加快改革。
由于中日关系降到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区域竞争、领土争端、东海能源和历史恩怨，再次激起双方“亚洲老大之争”的心态，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遽然升温，已经由民间和学界上升为官方言论。在中共发布GDP修正数字之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12月22日说：1，中国正在成为相当程度的威胁。2，日本应成为亚洲领袖。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也在当天表示，他和小泉首相均赞同麻生有关要求中国军费开支“透明化”的言论。这是小泉内阁阁僚首次公开宣称“中国威胁论”。
对于一阔脸就变的中共政权及其爱国者们来说，中国经济总量在超过英、法两大国之后，大国幻觉支配着的下一个超越目标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而且，事情就是这么凑巧，赶超日本的心愿居然立刻兑现。2006年1月2日，中共社会科学院发布国际形势黄皮书《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主编是李慎明和王逸舟），报告排出“综合国力”的全球座次，中国第六，日本第七。换言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落后于日本，但是综合国力首次超过日本，足以让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从古至今，中国人谈论日本的口气从来都是蔑视的，古代是“礼仪之邦”VS“蛮夷倭寇”，即便在中国屡败于日本的国耻中，仍然是“大中国”VS“小日本”。同样，日本从近代崛起开始，也总是用轻蔑的口气谈论中国人，“支那人”就是典型蔑称。即便是二战失败后的日本，仍然具有傲视中国的资本。无论经济还是政治，大中国和小日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不谈中国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软实力上的落伍，仅仅就硬实力的对比而言，中国离日本的距离仍然遥远。
从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角度讲，日本经济的起飞开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连续十八年以GDP年均增长10％的速度飙升，到1968年时，日本以1597亿美元的GDP超出了西德、英国和法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国；再到八十年代中期，日本超过前苏联而跃升为世界第二。同时，日本经济飙升不仅是GDP总量，更是人均GDP；1950年时，日本的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十四分之一；但到1987年，日本人均GDP已经首次超过了美国。
进入九十年代，日本式高增长的弊端逐渐显露，特别是在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坏账的拖累下，日本经济进入停滞和调整的时期。现在的小泉政府正在进行民营化改革，就是为了医治不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便如此，就2004年的经济总量而言，日本为46，234万亿美元，中国为19，317万亿美元，“小日本”仍然是“大中国”的2.4倍左右。论人均产值，日本第五，中国第107，“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0倍。
从生活质量上看，日本早已步入发展型消费社会，而中国仍然是生存型消费社会。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诸如生产效率、投资效率、环境保护、科技水平、教育水平等方面，中日之间的差距就更为巨大。即便中日两国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坏账问题，但坏账比率日本远远低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相比，日本经济崛起最为可取的地方，在于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全体国民普遍分享到经济高增长的成果。1946年，日本通过了《生活保障法》，确立了最低生活保障的三原则－－平等原则、最低生活原则和补助性原则。同时，日本企业普遍实行“员工福利计划”，为此企业可以享受国家税收优惠。“员工福利计划”保障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惠及到员工的住宅、医疗、养老、生活补助、资金贷款、财产形成，甚至要保障到红白喜事互助和文化体育娱乐等方面，包括“员工死亡后家属保障”。这种遗属保障由五项福利和一项员工自我积累所构成，足以让遗属们的生活维持社会的平均水准。
所以，从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上看，在七大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却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也就是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基尼系数只有0.285。换言之，日本仅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追赶上西方强国，而且，日本的赶超是实实在在的，既是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双重赶超，也是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全面提升。
再看改革以来中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各类关于中国财富分配公平性的调查数据都在证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受惠者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无关，而只与极少数权贵有关，中国的贫富差距逐年拉大，且毫无缓解的迹象。现在，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各国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为世界之冠，已经高达6：1。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公布的调查结果，20世纪80年代，10%的人掌握着60%的有价证券和40%的银行储蓄；90年代末，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现在，1%的人拥有50%以上的社会财富。
据《中国证券报》2005年12月14日报道：中国0.5%家庭拥有60%个人财富。而且，在这些豪富群体内，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美元的家庭手中，而其余95.5%的中国家庭，其中包括所谓“小康”或“中产”家庭，也只占有个人财富的40%。换言之，中国年均GDP增长率为9％，而0.5%家庭的财富的年均增长率为13%。权贵财富的膨胀速度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18%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2.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而不是世界银行所说的8800万，更不是按中共政权标准所说的3000万。
国际通行标准认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应占GDP的25－33%，而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可支配收入却只占GDP的10％左右。所以，GDP高增长，对于权贵阶层意味着私人钱包滚雪球般膨胀，而对于弱势群体则意味着养家度日的日益艰难。特别是在居民生活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这三个最基本需求领域，不要说最广大的农民群体得不到最低满足，即便是城镇百姓负担之沉重，也已经到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地步。
随着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是基尼系数的迅猛增长，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现在，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已大大超过0.35－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而实际差距可能更大。因为，大陆人普遍相信，中国最有钱的人集中在北京，因为北京是高层权贵最集中的皇城，但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见到的大都是财产可以见光的私营老板，而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却榜上无名。老一代权贵邓小平、陈云等家族有多少资产？新一代权贵江泽民、李鹏等家族拥有多少钱？无人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此意义上，就财富分配的公正度而言，“小日本之大”更衬托出“大中国之小”。
独裁的滥权和冷酷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强烈对比：当中国仍然拥有2亿多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时，权贵们却大嚼黄金宴和女体宴，大玩小蜜和二奶，狂购各类名牌和周游世界，他们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腐败侵吞并挥霍太多的民脂民膏，官僚们吃喝玩乐消费及奢侈办公开支等消费和被贪官们侵吞的国民财富，保守估计，每年也要在1.3万亿以上，平均到13亿人口，就是每年每人1000元。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税率之高已经排在世界第二，更不公平的是，国家税收的80％由工薪阶层承担，权贵阶层只承担国家税收20％。然而，工薪阶层却得不到应有的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
作为对比，在贫富差距比较悬殊的美国，占有50％财富的1％的富人，却承担着美国51％的税收。同时，美国富豪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家，全球首富比尔•盖茨把个人财富的90％以上捐给慈善事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美国富人不仅承担着政府福利的大头，同时承担着世界慈善事业的绝大多数资金。
中国的底层民众还要承担畸形发展带来的巨额债务。综合各类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是天文数字的债务黑洞，由各级政权财政赤字、国债、社会保障欠帐和金融坏账所积累起来的债务总额，已经高达16万2千8百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独裁政权及其权贵固守的跛足改革，已经提前挥霍掉了子孙后代的未来。从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到后毛时代的赤字中国，权贵们坐吃山空，吃祖宗吃百姓吃后代吃未来，十多亿国人多年来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别说现在的将近11万亿存款，就是再有一个10万亿，也不够权贵集团的侵吞和挥霍。
更令人愤怒的是，中共主导下的GDP高增长沾满了弱势群体的血泪。各地方官权在个人政绩和既得利益的驱使下，盲目地进行商业开发和城镇扩展，为了建电厂、开发区、工业园、娱乐场、商品房而进行强制性的征地和拆迁，由此引发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暴烈的官民冲突，其中不乏大规模的官民冲突和流血事件的发生，四川汉源因建电站而引发出高达十万人官民流血冲突，广东汕尾因建电厂而酿成举世瞩目的东洲血案。在一桩桩血案的对比下，那一组组令世界惊叹的GDP数字，显得那么冷酷，冷酷得“毫无人性”。
GDP高增长作为精神鸦片具有强烈的致幻作用，撕裂成官权中国与民间中国的悖论，官权鼓噪出大国崛起的骄狂和浮躁，国人越发陶醉于赶英超美的神话，却全然无视这种崛起带来的极端不公正：中国式分配不公绝非来自单纯的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和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来自制度贫困所导致的权利贫困和尊严贫困，国人在权利分配上的严重不公，在尊严拥有上的巨大不平等，正是独裁体制的残酷和野蛮之所在，这种权利分配的不平等远甚于经济上的贫富差异。
中国的GDP高增长的阳光所照耀的仅仅是极少数权贵，而绝大多数平民则处在承担着高增长代价的阴影中；中国的主导话语权也掌握在独裁政权及权贵们手中，可以利用垄断媒体为现行的跛足改革提供铺天盖地的辩护。现在，在对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四的热烈欢呼中，政权高官和暴富阶层的声音最为洪亮，而那些利益受损群体且为跛足改革承担了最大代价的弱势群体则毫无感觉。
一向自称“伟光正”的官权和GDP崇拜鼓噪下的大国幻觉相结合，自然只愿看繁荣崛起的一面，而不愿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让垄断媒体高唱主旋律赞歌，而严厉打压民间的批评之声；只愿计算中国何时能够超过美国，且越算自信心越强、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小，而不愿正视制约中国发展的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瓶颈，也不愿承认在软硬实力上与主流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只愿听到来自西方的惊叹和赞美，愿意从“中国威胁论”的流行中玩味西方人的惊恐不安，而不愿听来自西方的警戒和批评，更不愿正视“独裁式崛起”对本国和世界的双重危害。
在严格的言论管制之下，当异见者的声音、境外媒体的负面报道和批评之声难以被大陆民众听到时，即便官方媒体唱赞歌的喧哗再高调再热闹，偌大中国仍然是“无声的中国”（鲁迅语）。“无声的中国”又吞噬了过量的“GDP精神鸦片”，必然变成“幻觉的中国”；而一个“无声而虚幻的中国”的经济崛起再高速，也只能是泡沫化的无限膨胀，最终难逃破碎的厄运。
2006年1月15日于北京家中
转载于：《人与人权》 www.renyurenqu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