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网上流传一个帖子，叫作“国内十大著名荒唐禁令”，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发生的事情。其中 “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这则条款出现在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和资阳区两个教育局颁发的“教师准则”内；“严禁用公款打麻将”，这是2004年8月陕西省安康市建设局用红头文件里的规定；“海关官员不得庇护走私”，这是海关总署五条禁令里规定的；还有医院规定，严禁销售假药、严禁向患者索要红包等。对于这些禁令，人们不乏嘲讽之声。像教师奸污学生、公款赌博、庇护走私、销售假药等，实际上都是不言自明的底线性规则，而现在却需要郑重其事做出规定。
过去，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更多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理解，有人将其称之为道德滑坡，而应对的措施也更多是软弱的道德呼吁。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这里所说的 “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正式或非正式的基础制度混合构成的。一般地说，这样的基础秩序是相当稳定的，甚至常常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它平时默默地存在，以至于人们往往忽略了它。甚至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中，政权更替了，制度变迁了，这种基础的秩序也往往依然故我。比如，“不许杀人”的道德律令，体现诚信的信任结构等，在社会变革的前后几乎没有大的差别。
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底线经常被突破。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些基础正面临威胁。
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类似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发生在公共生活中。有几件事情是应当永远作为教材，来昭示人们，什么叫做底线，什么叫做突破底线的耻辱。
一件是12年前的事情。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组织“专场文艺演出”，中间发生火灾，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上级政府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官员“先走”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结果796名师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死者中有288人是中小学生。
另一件是2004年的事情。12名桑植县矿工在山西省盂县南娄镇大贤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中遇难。按照山西省政府2004年出台的遇难矿工死亡补偿最低标准，煤矿补偿给每位遇难矿工的家属20万元。桑植县五道水镇政府出面为矿工家属协调善后处理，统一领回了这笔补偿金。不料，当家属们向镇政府索要这笔补偿金时，却被强行扣留总计20余万元。其名目是所谓维权费。但实际上，当地政府有文件硬性规定，矿工死亡补偿金是每人20万元，并不存在什么谈判和维权的问题。更让人惊异的是，负责处理该事件的桑植县纪委信访办主任竟表示，几个镇干部在此事中出发点是好的，处理也很积极，只是收费高了。
应当说，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般的渎职犯罪的问题了，在传统社会叫做天理不容，在今天可以叫“突破底线”。
制度是如何失败的？
在一次演讲中，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讲了这么一段话：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我们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
在正常的情况下，罪恶活动的本身也是有规则的，即人们常说的“盗亦有道”。正当的社会活动更是如此。在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制度失败是如何发生的？换言之，制度是如何失败的？
对于制度的失败，我们往往将其原因归结为特定制度本身。比如，当反腐败制度不能奏效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要追问，是不是反腐败制度设计存在什么问题，以至于让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当我们的国企效率很低，甚至国有资产不断流失的时候，我们自然要问，是不是国有产权的安排存在问题？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不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
以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为例。人们曾比喻我国国有企业的处境是一根大热天的冰棍，不被人吃掉也要化掉。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论证改制的必要性的。甚至有人激愤地说，这样的企业就是白送给人，也比慢慢流失掉好。上述的比喻大体是不错的，但问题远不是人们对比喻的解释那样简单。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国有企业为什么会成为不吃即化的冰棍？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国有企业，有的国家国有企业占的份额还不小呢？即使我们承认国有企业的效率要低于民营企业，但有哪个国家国有企业的处境到了不被吃掉就要化掉的程度？关键的问题就是“大热天”－－腐败的大环境的存在。大量事例表明，无论是在国企经营的环节上，还是在转让的环节上，抑或是在郎咸平所说的信托责任的环节上，几乎无不与这个因素密切相关。
正是由于权力的腐败，理论上所有者并不缺位的财产，在实践中成了“无主”的财产；本来可以公平进行的国资转让，变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郎咸平提倡的信托责任问题一到实践中照样走样变形。因此可以说，国企的“失败”当然有产权的因素，但国企在实践中处于如此的“狼狈困境”，绝非仅仅在于国企产权制度本身。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国企存在和运转所处的“大热天”，也恰恰是国企改制所处的“大热天”，正因为如此，国企改革的不规范，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的流失等，就成为一种难以解决的顽症。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也不断对国企进行改革，有时甚至也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但所涉及的也主要是效率问题，而在我国，国企改革却成为一个与亿万人的利益相关的问题。差别的关键，就是国企运行或改革的基础秩序不同。
在改革中，无论是旧体制还是新体制，要正常地运行，都需要有更基础的东西作为前提。举例来说，信任结构就是这种基础秩序之一，新体制要以信任结构为基础，旧体制正常运行时也是离不开信任结构的。可见，信任结构是超越体制的，要比体制更为基础。现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些就是因为这种基础秩序被破坏了。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的严峻性，不仅在于新体制本身的无效或缺陷，而是新旧体制共同基础的丧失。这样的危机更具有根本性。
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被赶下台的时候，曾有媒体评论说，腐败之风对于菲律宾社会生活基础的破坏，可能需要这个民族用上百年的时间来支付代价。可以说，腐败对社会生活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对于社会生活基础秩序的侵蚀和毒害，是对于社会生活基础的破坏。
底线失守与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
吴思先生曾提出一个“潜规则”概念，是指“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应当说，这个潜规则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特别是渗透在官场当中。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却愈演愈烈，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潜规则的支配作用已经形成。
潜规则的系统化，就是我在分析官煤勾结时提出的“另一种秩序”的形成。在官煤勾结中，官煤政治决非是简单的权钱勾结，而是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体制”。对于这样的一种“体制”，内部人有相当高的共识，局外人也不得不无奈地认同，甚至官煤政治的整治者也不得不对之退让三分，所谓官员在指定时间前退股既往不咎的规定，就是这种退让和默认的表现。
这种“另一种秩序”如果失去控制，则会演变为一种社会生活西西里化的现象，可以保证强弱双方平等互动的规则不断弱化，强者变得越来越蛮横和霸道。
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特别注意并警惕近年社会暴力现象蔓延的现象。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强者对弱者使用暴力的问题，比如定州事件。据新华社报道，河北定州市绳油村村民因征地纠纷，遭二三百名男子袭击，导致6名村民死亡、多人受伤。对这样的事情，当然需要在道义上加以谴责，但这种现象有着更深层的含义。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强者一般不太愿意向弱者使用暴力。这是因为，强者在经济、权力、法律甚至话语等各方面都具有优势，他们完全可以使用合法的手段使弱者屈服。再者，强者是“穿鞋”的，顾忌多，使用非法暴力所要付出的代价要更大。那么，最近几年为何频频出现此类事件？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强者的蛮横与霸道。在一些强者那里，利益受损的弱者不配成为利益谈判的对手，强者不耐烦使用哪怕对自己有利的合法手段，而是直接使用暴力。第二，强者有避害的手段。从几个事件来看，真正的主使者并不出面，事后也有“替罪羊”代为顶罪。第三，使用暴力形成了一种习惯， “暴力拆迁”能够成为一个流行词，表明了拆迁中使用暴力的普遍性。
从这样的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深层的失序，即完全不顾规则和合法秩序的强力与暴力的原则，开始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手段。
底线何以频频被突破？
社会生活底线频频被突破，已经构成对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严峻挑战。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底线被突破的原因？我们又应当如何来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
第一，一种强弱失衡的社会结构。在过去20多年利益分化的基础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其在行动的层面就是“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实际上，目前许多现象，都与这种结构有关，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无极”与“馒头”之争。
第二，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的丧失。有人感叹，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大的痛苦是很难找到说理的机会。如果你是一个被强行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如果你是一个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就会知道找到这样一个机会是如何不易。这表明公平和正义的缺失。而道德伦理恰恰是要以公平和正义为支撑的。当公平与正义被破坏的时候，道德便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相反，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基本上得到维护的时候，道德的力量也会强大起来。道德本身是不能单打独斗的。这是我们在重建道德的时候必须要明白和记住的。
第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改革的论证中。在旧体制弊端丛生、经济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对效率给予特殊的强调无疑是必要的。但问题是，效率有时成了惟一的价值，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价值观：为了效率，什么都是可以牺牲的，被牺牲的公平和正义是不用计算在成本之内的。更学术化一点的表达，就是可以节省交易费用。在这种短浅的视野之下，许多为维护社会的基础秩序所必需的公平和正义，就被当作“交易成本”节省掉了。结果是，由此造成的基础秩序的解体，要由我们这个社会用极为漫长的时间来偿付代价。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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