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章批评了刘宾雁跟着西方左派声讨资本主义制度、抨击西式民主的观点。没想到惹火了万润南先生，他虽然提了一句“更倾向曹长青推崇的右派经济理论”，但通读全文，他明明是更为西方左倾思潮辩护，甚至质问美式民主能否在后院开花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万润南的“新”想法，的确令我非常吃惊；以我对他的了解，感觉他在思想上（甚至气质上）都应该是那种站在刘宾雁左倾立场对立面上的人。想不到我的判断居然有这么大的失误。也许岁月在往不同方向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探讨中国到底应该实行左派还是右派的经济理论之前，我首先呼吁的是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在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用不着刘宾雁之类去做人民的大救星，去担心中国资本主义会不会走过头了。一届政府做不好，老百姓会用选票换另一个政府。在正常的民主国家，自然会形成一左一右的两派主要势力。把两种理论放到市场上去竞争，相信人民有智慧去选择。共产党就是不相信人民有选择的能力，它要替人民选择，所以才带来了暴力和独裁。
万润南表示，西方有左右派，两者都没错，他既认同刘宾雁对社会主义的眷恋，也理解曹长青对资本主义的推崇。其实万润南不属于“没有宗教的人对所有的宗教都宽容，没有观点的人对所有观点都接受”的那一类人。事实上，万润南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比如他引一位美国女教授的话，“我完全支持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斗争，但当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对我们的制度评价过高”，并认为这是美国“清醒的声音”。
这其实和刘宾雁的观点在本质上一模一样：共产主义不好，西方资本主义也不好，我们要寻求第三条道路。那条道路在哪儿呢？还让共产党再继续拿十三亿人做试验吗？西方左派有资本喊，因为他们已经在享受那个他们可以自由攻击的民主制度。而刘宾雁没有资格喊，不仅因为他连回到自己国家的机会都得不到，更因为他口口声声关注的中国人民还生活在专制奴役中。
就是那些一直攻击西方文明的左派们，一直在声援着国际共产世界的乌托邦，在所有的乌托邦都崩溃的今天，他们不仅对当年的亲共没有丝毫反省，今天仍继续用抗衡资本主义制度、阻止自由世界向专制国家推广民主的行动，来客观上帮助延续世界大小独裁专制的存活。
西方当然不完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个人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有完美的社会？西式民主是已经被历史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可行的道路，为什么就不让中国人民先走到这一步？下一步的问题等共产党结束了再说。你说我没不让中国人走民主道路，但你强调西方并不好，那中国人还有什么必要学？
万润南和刘宾雁在一个思路上，认为曹长青这类头脑简单的人，以为“一切罪恶全由共产党造成，因而只要推翻共产党，便是一片光明了 （刘宾雁观点）”。其实谁会认为，只要共产党倒台，中国就变成一个完美世界了；人类善与恶的斗争会永远存在，中国也不例外，这还用说吗？但刘宾雁万润南的思路，就是用第二步可能发生的问题，来阻止人们走第一步。
万润南先生以前给我的印象是对共产党的认识比较清楚的，现在忽然一下子倒退到六四前，的确让我吃惊不小。他那么推崇邓小平，认为共产党之所以继续执政，是因为他们比反对它的人聪明。既然如此，那万先生那么深地卷入八九民运干什么呢？八九民运是被认为打断了邓小平改革的呵。这只给我一个感觉，万润南对当年走那一步可能后悔了。照万润南的逻辑，共产党之所以还在中国存活，就因为它比反对他们的人聪明，难道今天世界上得以存活的独裁专制都是因为统治者比他们的反对者更聪明吗？
我可以理解万润南先生对民运组织和参与者的失望。但民运人士千错误、万缺点，都不应该影响中共独裁制度必须结束这个原则。谁说共产党结束后一定会是今天的民运人士执政？以苏联、东欧以及亚洲那些结束了专制的国家例子来看，那些政府的运作基本上多是原班人马，只不过形成了不同党派，开始了通过竞选而你上我下的民主机制。
万润南先生提出， 面对左的刘宾雁和右的曹长青，共产党肯定更害怕刘宾雁。万润南先生真以为共产党害怕某个海外的所谓“异议人士”？国内比刘宾雁左的，比曹长青右的，一堆一堆的，许多国内人在海外发表的东西，无论勇气和智慧都丝毫不亚于海外的人，共产党也没把他们统统都抓起来。他们连在国内的人都不怕，还怕在海外的所谓“异议人士”？别那么自我重要了。
共产党害怕的是喊出“皇帝没穿新衣”的声音成为知识界和民间的主流。这就像当年魏京生指出“邓小平是独裁者”，等于是说“皇帝赤身裸体”；而刘宾雁举着“第二种忠诚”的大旗、提出共产党有缺点错误，需要改正，等于是说，“皇帝身上的衣服有点脏，需要洗一下”。那么共产党到底怕谁？如果更怕刘宾雁的忠诚，他们为什么不把刘宾雁抓起来，而让魏京生坐了近二十年的牢？
这种皇帝衣服有点脏的第二种忠诚思路，至少产生两个误导民众的结果：第一，皇帝是穿着衣服的（这是根本和关键！），第二，衣服洗净之后还是好的，可以继续穿；所以人民仍可寄望于一个好皇帝，而不是结束整个皇帝制度。
其实共产党正需要利用西方左派和刘宾雁这种观点来愚弄中国人民：“西式民主并不好”。那中国怎么办？只有继续共产党的领导。万先生可以说，既然共产党可以利用刘宾雁的观点，那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呢？问的好。如果共产党真的了解刘宾雁的想法，早就热烈欢迎他回到《人民日报》，给他更高的特权发表文章。刘宾雁那些支持西方左派的文章，我看差不多都符合《人民日报》今天的发表标准。可是共产党根本不了解他，也不关心他现在的观点。但为什么不让他回去呢？今天处于守势的共产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曾给共产党惹麻烦的人，已经出去的，就都在外面呆着吧；或许他们知道，在外面呆久了，会像万润南那样，感觉“还是共产党聪明”了。
刘宾雁曾对一代又一代的中共领导人抱希望和幻想，他也曾对胡温新政寄托希望，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都让他幻想破灭，正如一个又一个共产专制在各国崩溃，仍没使他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眷恋、对“真正共产党人”的寻觅。
我不仅不否认党内力量在中国改变中将起到的作用，甚至认为，如果中共最高领导层没有改变的话，中国的真正改变几乎是难以发生的（这点我在“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一文中论述过）。但怎么改变？当年蒋经国的改变，他的开放党禁、报禁是主动的、情愿的吗？绝对不是！是在台湾人民风起云涌、一波又一波的反抗运动逼迫下，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以苏联和台湾的例子来看，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蒋经国，都没有想结束自己的政党，都是在意识到不得不政治改革之后，才促成了下一步的契机。而像刘宾雁那样，在西方自由的土地上，一味地跟着西方左派抨击资本主义，所能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传递一个信息，西式民主学不得，中国还得靠共产党领着大家往前走。一句话：刘宾雁期待的是好的共产党人掌权，而不是没有共产党的中国！
没有人说过所有共产党员都是坏人，但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哪个人的品德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我强调的是共产专制的邪恶，我批判的是共产党执政的独裁。这和具体哪个共产党人的品德没有多大关系，民主国家里品德糟糕的领导人到处都是。而刘宾雁等人则转移视线，把别人对共产制度的批判，变成对共产党人的声讨。郑义先生甚至明申暗示，像曹长青这种对共产制度深恶痛绝的人，一旦有朝一日中国变天，还不得回去像当年共产党横扫反对者一样清算共产党？郑义先生大概忽略了，基督文明的赞美者、西方宪政民主的推崇者从来都不是暴力份子。而恰恰是那些诋毁基督文明、蔑视西方民主制度的文化人们，那些貌似颇有人道主义情怀的萨特们，促成了暴力的开端；恰恰是刘宾雁这类至死坚信“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至死抗衡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把人分成好人坏人的自命的“裁判者”们，才是构成暴力的思想根源和基础。
刘宾雁要和他认为的坏人做斗争，而我对和人斗没有任何兴趣，我的作战对象从来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而是一些观念。这个世界上骨子里就是邪恶的人，不能说没有，但很少，也不能促成人类的大灾难（因为恶魔容易辨识，没等成大气候，就被摧毁）；而被错误观念主导的“好人”，高举“善”的大旗，才能有众多响应者。共产主义是最典型的例子。
而刘宾雁那种对西方社会的抨击，对“好共产党人”的寻觅，加上万润南这种“共产党人聪明”论，都在加强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分贝，都在客观上帮助着共产党继续统治中国。
正是由于这种对共产党割舍不断的恋情，刘宾雁才在自由的美国，感觉如同坐监狱。《开放》二月号盛禹九的文中说，“几年前，一位老友去看望他，刘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来探监了！’”我想，长期这种不健康的心态，一定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万润南先生这篇文章，多少令我对他产生一丝担心，忍不住说一句：老万，多保重，祝你有一个好的心境，希望你眼里的美国天空和我看到的一样湛蓝！
（原载《开放》2006年4月号）
